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两汉时期的竹文化

竹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竹文化确立的关键时期。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竹与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各种形态。两汉时期竹文化有较为广泛、坚实的基础,竹子在后世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含义在汉代的积淀、升华而渐趋定型,决定了汉代的竹文化在我国古代竹文化中的地位尤为重要。     

汉代学校的教化功能

教化政策是汉代首创的政治举措,而教化之本在兴办学校,汉代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灌输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儒化的官吏,增强了官吏推广教化的能力。儒化官吏亲自兴办学校,推行社会教育,宣传先进文化,使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深入人心,提高了汉代教化政策的实效,促进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儒学化的汉代科技

汉代是我国古代科技迅速发展、古代科技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学与汉代科技发展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经学为科技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动机。汉代科技具有明显的 儒学化倾向。     

“风俗”略考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自三代“风”、“风俗”过渡到“天子省风以作乐”的过程中显示了“风”、“风俗”脱离民间音乐的狭义桎梏,被赋予意识形态教化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先秦到汉代,自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以降,经过了历代思想家的修正与完善,使得“移风易俗”命题逐渐成为了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宋代日常读物与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宋代日常读物在社会教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考察宋代日常读物繁荣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蒙学读物、家训读物、宗教读物与社会教化的密切关系。剔除其封建糟粕、保留其合理内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不仅是我们研究者应持的态度,也是我们的重大任务。     

政平讼理：传统国家治理中的循吏司法及其现代启示——以汉代为中心

循吏是指“奉法循理”之吏，在国家治理中扮演“亦官亦师”的角色，承担着“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重使命。司法是循吏在国家治理中的主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广泛体现在“养民”“教化”和“理讼”三项活动之中。循吏司法不仅是理讼的过程，也是教化甚至养民的过程。汉代是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循吏的司法实践以“无讼”为价值追求，在理讼过程中多以“教化”为具体手段，注重把“国法”和“人情”结合起来，体现出“奉法循理”的风格，以此达到政平讼理的效果，实现以德化民的目的。汉代循吏司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法律传统，推动了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的共同治理，是“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传统借鉴。     

论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化方法的层次性及其德育功能

我国古代思想道德教化方法是一个分别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层面建构起来的结构严密的方法体系,解读这些在社会不同层面设计的有效教化方法及其发挥的德育功能,对于提高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仍具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论清代湖南乡村书院的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思想观念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功能。而书院的社会教化始终围绕着成就儒家理想人格而展开,通过培育士子、表率乡里从而教化社会,其具体途径可分为知识传播、德性培育以及事功建立三项。清代湖南经历了从人文凋敝到人才辈出的演进,其中乡村书院的教化之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全文从清代湖南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来分析书院教化具体展开,不仅有助于书院史、地域史的深化,同时也启发着今人对于乡村治理、文化复兴的思索。     

中国古代治贪惩腐的经验及其启示

惩治贪污腐败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内容。它主要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加强监督、严格考绩制度以及强化封建教育等手段以治贪惩腐,它对于整饬吏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而又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许多内容对当今社会治理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形成、内涵与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理论内涵。探究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对于如何正确定位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如何科学认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价值、如何实现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影响生育意愿的多种因素分析

从多种视角出发,对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的因素做了尝试性分析,指出经济原因是决定生育意愿变化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环境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变化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的诱导对生育意愿的变化具有促进作用,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是生育意愿变化的潜在原因。     

救灾方式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因灾录囚及其对司法制度的破坏

录囚本是我国古代平反冤狱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天人感应"思想的主导下,录囚在东汉时期成为禳灾的一种制度,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它有着维护灾害时期社会稳定、安定灾民心理的功效,但同时对我国古代的灾害防治和司法审查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妨碍了社会公正,甚至流为形式。     

论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影响

常平仓是古代一重要仓储 ,王安石变法前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社会调控之实效。因之 ,王安石对其收入来源、支出方式、管理制度和运作办法等 ,进行了一番大胆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克服了常平仓原有的弊端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少数民族通过东西和南北向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齐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当代道德建设——以传统家训为中心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齐家”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家训是“齐家”思想的载体，有着丰厚的内涵，在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家训中“由家及国”的教化理念，“义为利先”的中心命题，“以德教子”的重要内容，“言传身教”“严慈相济”“因材施教”“预防教育”等方法体系，对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借鉴意义。但古代家训中也有一些封建的烙印和糟粕，对传统家训加以现代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教化体系进行现代重构，对今天的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科举考试的功能与科举社会的形成

科举制在长久实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教育、文化、政治等多项功能,并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宋代以后,科举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及其重大影响,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以"凭才取人"的人才选拔标准和能力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为表征的科举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所以从门第社会走向科举社会,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摆脱人情困扰,追求社会公平。受此影响,中国社会至今仍有解不开的"考试情结"。     

简论中国古代清官的法律人格

清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人,具有明显的法律人格特征。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外在表现既体现在司法活动的断案上,又体现在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古代清官法律人格的内在精神主要体现在其道德品质、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上。清官的法律人格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清官框扶正义的社会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麻痹了平民百姓的抗争行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服禁”论

“服禁”即服饰禁令,是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机制对社会成员衣着服饰进行强制干预的各种限制规定。其内容既包括对社会民众服饰的用料、颜色、款式乃至衣长袖宽的尺寸规格限制,同时也包括取缔某些社会服装,强迫社会成员改易他服,彻底废除原有服饰习俗的强权措施。历代服饰禁令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社会民众衣着服饰的自主选择权利,扼杀了古代社会成员穿衣着装个性化、多元化发展的活力生机,从而使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历史变迁,被打上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