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中歌与舞之关系

《诗经》中的歌与舞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颂》诗歌与舞相应而不相兼,歌者自歌,舞者自舞;《雅》诗歌与舞关系亦密,且与宴者可以既歌又舞,但属于自娱性舞蹈;《风》诗则缺乏歌与舞相兼的证据。“诗三百篇”不都是舞辞,只有《颂》诗中有舞词。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自沈约以来就被认为最难解读,本文将其分为三个主要类型,举其代表性篇目进行解读。《石留》篇的解读方法是在剥离乐工标记语的基础上判别“辞”“声”;《朱鹭》篇的解读是在判别“辞”、“声”的基础上引入文献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远如期》篇则主要从汉代乐府歌诗的文体性质出发,指出其中含有科范字。本文的方法和结论对于《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解读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汉魏六朝乐府歌诗的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     

《东皇太一》、《东君》、《国殇》、《礼魂》的新剖解与今译

：《东皇太一》是祭祀天神上皇的歌辞,由女巫演唱。《东君》是祭祀太阳神的歌辞,由男巫扮东君演唱。《国殇》是祭祀为国捐躯的英雄祖先的歌辞。《礼魂》是祭祀祖先的歌辞。对四篇作了全新剖解翻译     

《琴操》撰者考辨

《琴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琴曲解题专著,多数解题附有歌辞,汉代的琴曲歌辞主要依靠此书留存至今,因此对汉乐府琴曲歌辞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关于《琴操》撰者,历来众说纷纭,这无疑会对歌辞年代及价值的认定产生负面影响。就《琴操》撰者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才能最终认定《琴操》为蔡邕所撰。     

白居易《新乐府》的"歌辞造型"——兼论其艺术性的评价问题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入乐之动机,却无入乐之事实,故本质上属准歌辞。本文提出"歌辞造型"的概念,认为白居易在《新乐府》中十分注重"歌辞造型",并以《七德舞》、《法曲》、《海漫漫》、《天可度》为例进行了分析。后世的许多研究者往往从评"诗"的标准出发,对白居易《新乐府》的艺术性提出一些批评如形式刻板、直白浅俗、冗长繁复、不合规范等,其实如果从歌辞的角度来看这些恰恰是其佳处。     

《邶风·简兮》新解

《邶风.简兮》并不是与万舞相伴的歌辞,而是旁观者或舞师在一场公庭万舞后的感慨。诗中所描写的万舞,本是汤乐《大濩》的舞容,而这里却被周人改编并用来祭祀先妣。作为殷商后裔的诗人或舞师对周人这种做法是无奈的,其感情是忧伤的。     

《邶风·简兮》新解

《邶风·简兮》并不是与万舞相伴的歌辞,而是旁观者或舞师在一场公庭万舞后的感慨。诗中所描写的万舞,本是汤乐《大潢》的舞容,而这里却被周人改编并用来祭祀先妣。作为殷商后裔的诗人或舞师对周人这种做法是无奈的,其感情是忧伤的。     

《白纻辞》的拟代——兼论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规律

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纻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纻辞》盛行一时,在歌舞消亡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同样受到诗人的青睐,拟辞不断。《白纻辞》可分为两类：拟篇乐府和赋题乐府。《白纻辞》在拟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复变规律,这也是乐府诗拟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论《白纻舞》的发展与唐代《白纻辞》的创作

《白纻舞》约产生于汉代,逐渐由民间巫舞发展为宫廷舞蹈。《白纻舞》在唐代前期亦十分兴盛,但在中晚唐时期则逐渐由无舞的清唱代替。唐人在《白纻辞》的创作中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亦有开创,许多作品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有的诗篇则寓有较深刻的讽谏意义。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先秦文献中的歌辞记录——古代歌辞文献研究之一

笔者在文献疏理的基础上大致区分了先秦散文中的韵语、韵语短章和歌辞三种文本记录形式。通过对韵语短章诸多名目(如“语”“辞”“谚”“铭”等)的具体考证,理清了先秦歌辞记录的文本特征。发现先秦文献中歌辞名目繁多,其产生和演变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具体的音乐表现方式和歌唱内容反映出当时音乐与文学全面结合的盛况。其中对“辞”的考证为《楚辞》命名缘由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歌唱方式的疏证为重新理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经典文句提供了新的角度。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韵语都属歌唱之辞,只有用韵规范、句式较稳定且有歌唱记载或说明的韵语才可判为歌辞;“诗三百”是专门的歌辞结集,而非专门的歌辞记录则有纪事、引用和专录三种文本类型,其中纪事一类往往涉及具体的歌唱活动而最具研究价值;同一歌辞多有不同的记录文本共存,异文之中隐含的信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歌辞记录方式与相关音乐现实的交错和层积。     

从“舞乐”到“歌乐” ——论《诗经》颂诗的演变

《诗经》中有三组颂诗,曰《周颂》《商颂》《鲁颂》。三《颂》虽同为庙堂祭祀之乐,而辞风却异,简言之,《周颂》简略古拙,《商颂》《鲁颂》词繁夸侈。造成三《颂》辞风差别的原因在于祭祀中的主导表意方式的变化,即《周颂》承袭了远古祭祀方式,以舞娱神,是谓"舞乐";而商、鲁二《颂》受礼乐文化较深,借歌表意,是谓"歌乐";以舞娱神,则歌诗非其所重,其辞必简;借歌表意,需长歌方能尽其情,其词必繁。从《周颂》到《商颂》《鲁颂》,体现了《诗经》颂诗的演变。     

田汉年表(续二)

1958年60岁 一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歌中苏拥抱》诗集,内收载田汉《歌中苏拥抱》诗一首。 同月,撰《关于<丽人行>的演出》。载于本月二个三日《人民日报》。 又,撰《<丽人行>的重演》。载于本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     

《公莫舞》古辞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公莫舞》是迄今仅存的两篇诗、乐、舞并录的汉代作品之一 ,东晋后已不可通读。十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公莫舞》的研究一直未断。 2 0世纪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作品来源、难解原因等外围问题进行 ;2 0世纪方开始对原文文本进行解读 ,现已初步揭示了其本辞真貌。笔者认为 ,未来的研究需要从西汉社会大背景、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结合、跨学科横向联合、改进学风诸方面做出努力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汉唐舞曲乐府诗探析

作为一种音乐体裁，舞曲歌辞兼具表演艺术、歌辞文学的双重属性。考察汉唐之际舞歌的表演、流传，发现其于舞曲本事、叙述内容、主题思想、舞蹈形象、演艺情况等方面，对当时及后代文坛都产生了独特影响。     

江苏汉代诗歌之“楚调”“乐府”研究

汉代诗歌承楚调,高祖、武帝皆以楚调歌咏,风气历被两汉宫掖而不衰,遂有鲁迅“汉宫楚声”之说。江苏汉代诗歌首推《垓下》《大风》,二者皆楚调。较诸“刘项原来不读书”,武帝雅好诗赋,所作歌诗亦多为楚调,能兼蓄慷慨之音、缠绵之旨。汉代江苏《乐府》诗按《艺文志》所列,民间歌诗目次中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杂歌谣集》所收多出自刘向所采佚名古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