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道教文献与地方仪式传统——闽西正一派道教科仪本《大发表真科》解析

在田野调查和文献考释的基础上,分析闽西正一派火居道士科仪本《大发表真科》中咒语、请神、请师三个方面的内容,探讨民间道教文献与地方道教和地方仪式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民间道教文献是中国道教文化“大传统”和地方道教文化“小传统”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道教世俗化后火居道士拓展生存空间的一种手段。     

胶东道教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胶东地区是全真教的发源地,蕴含着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本文从旅游的视角对胶东道教文化资源进行了分类,针对道教文化旅游开发中的问题,提出了注重开发道教思想、增强道教文化地方特色、开发道教养生旅游、设计以道教为主题的旅游线路等开发对策。     

《太平经》中的家族伦理观及其在道教组织中的表现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化国家,农业经济的稳定性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组织结构,而道教作为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观的影响。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就有很多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道教的发展过程,在道教的组织形态,传教方式上都有所反映。     

闽西汉剧的民间社会背景与文化意义

闽西汉剧是由外来的西皮、二黄声腔在闽西地区扎根、衍化而成的。闽西独特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及本地特有的生态环境是形成闽西汉剧广泛流传的基础和条件。从闽西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汉剧艺术的象征符号层面入手,通过仪式研究学派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段探析闽西汉剧在其社会中的深层文化意义,有助于理解闽西汉剧所体现出来的宗族性的群体认同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对于文化的独特作用。闽西社会结构以亲缘和地缘为主,闽西汉剧是以乡间的祭祀仪式和节日庆典为前提的,是闽西民间祭祀仪式的一部分,在仪式与社会中极具媒介与桥梁作用,并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苏轼的道教审美人格理想

作为一代文化巨子,苏轼一生崇道,并通过内外丹道的实践来践证道教的神仙审美人格理想。通过对苏轼道教审美人格理想的解读,也是对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认识的丰富。     

道观与唐代士大夫

唐代道教兴盛，道观众多。唐代士大夫喜出入道观，在道观中从事习业、结交、应举题名等活动。因此，道观的社会功能更加丰富，超越了宗教，而成为连结政治与文化的神秘场所。     

清代闽西商业发展研究

分析指出，清代，闽西的商业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商业性农业逐步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也逐渐繁盛，商品流通趋于活跃，闽西商帮的商贸之路也逐渐拓宽，闽西商人的身影活跃在全国各地。同时伴随商业的不断发展，闽西商人的地位也逐步提升，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家族、宗族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地方乡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金代西京刘氏家族文化特征论

金代西京为辽金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影响。西京又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区,既有少数民族性格纯朴豪放,又有中原家族重视读书教育的多元特征。西京刘氏家族秉持地域文化传统,耕读传家、崇儒重教,对金代科举文化、理学传播、史学传承、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刘氏联姻家族也表现出重科举、重文学、重操守、重吏能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金代士大夫阶层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道教与当代广东文化建设刍议

岭南道教历史悠久,道教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当代广东道教在五大宗教中不具有优势,存在宣传力度不够、群众认可度较低等问题。道教想要承担起在当代广东文化建设中的应有责任,必须正确认识道教自身的社会境遇,从淡化广东道教的迷信色彩、重视道教对民间信仰的正面影响和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宗教“产品”等方面着手。     

道教的东渐与朝鲜古典文学之三种流向

本文探讨了道教文化传播朝鲜及其接受机制以及道教本体情神对古代朝鲜士大夫文学、俗文学和反正统文学的辐射效应，并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民间资源观的二重性 ──评三种新出的中国民族志丛书

如何调查研究和撰写中国民族志？这是近年中西方学者所热切讨论的一个问题。此文阐释闽西客家民族志的一种研究成果。文章指出,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这项研究从地方小社会的文化生态分布中,多处选点抽样,做了大量的客家老人的口头回忆记录和研究,确定了“乡”以下村落社会的调查范围,并由此考察了闽西客家的村落经济、婚姻、贸易、宗族和庙会等各方面,从中揭示了一个地方小社会的亚文化群。而这个亚文化群正是连接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与多元性的中间形态。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兰陵萧氏宗教信仰转变与时代变迁互动关系初探

兰陵萧氏是中国中古时期显赫的士大夫家族,历经梁、陈、隋、唐400余年,且始终活跃在这个时期上层社会的舞台上。文章对兰陵萧氏家族信仰的形成及变迁做初步探讨,力图揭示以兰陵萧氏为代表的中古士大代夫家族信仰的变迁与中国中古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以梓潼梦为中心的考察

梓潼梦是古代士人祈求梓潼神保佑中举的梦境。梓潼神主管科举桂禄的神格衍生出梓潼梦的仙话传说，是揭示道教与中国梦文化关系值得研究的问题。史籍中关于梓潼梦的各种灵验故事，是士人企盼科举成功心态的社会记忆。唐宋时期蜀中士人的各种梓潼梦故事，丰富了中国梦文化的内容，也反映出中华文昌文化的思想内涵。梓潼梦所彰显的文昌帝君司禄主功名的神格，奠立了士大夫阶层崇拜文昌帝君的格局。梓潼梦故事在科举制度下的流行，反映了道教对科举制度的神学影响。唐宋以来社会上流传的梓潼梦故事，是中国科举制度与道教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宋代道教宗师通过编撰褒扬梓潼帝君灵验的经书、用于祭祀梓潼帝君的斋醮科仪、供信仰梓潼神的文士受箓所用的文昌箓，对梓潼神进行道教神学的提升，以彰显梓潼梦的感应功能。通过一系列对梓潼神的道教化改造，宋代以后道教已建构起文昌帝君信仰体系。道教对梓潼梦灵验故事的特殊建构，道教的梓潼神成为中国社会专掌司禄的文化大神，深刻影响了古代拳拳于科举的士人。     

论道教文化旅游

本文从旅游文化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开展道教文化旅游的新思路，并对道教文化旅游的特点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功能作了一定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道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和道教文化旅游线路的规划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设。     

江西道教文化网络传播研究

江西道教是中国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互联网在传承和传播江西道教文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遇到相应的困难.文章从江西道教文化的网络传播现状出发,分析传播现状与特征、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从建设精品网站、构筑传播体系、加强网络传播多媒体形式、加强学术研究等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试论文昌信仰袝祀明清庙学的社会场景

明清时期,作为地方儒学教化体系核心的庙学,存留了大量用于祭祀道教文昌神的祠阁,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道教神灵进入官方祭祀场所,实际上是儒文化对道教神仙的儒化改造。文昌神的形象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从自然神到人格神,从道教神到儒化神,从淫祀到国家正祀的过程,呈现出儒道二象性,是儒道文化融合历程的展现。     

道教思想:可持续发展观的文化支点

可持续发展观是基于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观念,道教的理论体系则以深刻的反思精神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为特征.道教思想与当代可持续发展观的亲和性体现在:道教之道论为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哲学思想上的支撑;道教关于天人关系的论述是当代新自然观可资借鉴的文化基因;道教的环境伦理思想则构成了对可持续发展观具有特殊意义的伦理学资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说明,道教思想可以成为当代可持续发展观重要的文化支点之一.     

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

基于相关文集、游记、方志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活动的类型和行为特征进行研究。结论显示,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旅游风气逐渐盛行的时代背景。文人士大夫是徽州旅游者群体的重要组成。文人士大夫的出游目的各异,主要有官宦宦游、文人漫游、探亲扫墓、礼圣朝山等类型。交游逸乐、逃离官场、探险涉幽、亲近故园等旅游心理,造就文人士大夫群体较为复杂的旅游心态和行为特征。文人士大夫的旅游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也影响广泛,这些旅游行为体现了与徽州社会的互动关系。     

论民间道教文化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

乡村治理的一个内生化维度是受民间道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老天爷＂、祖先灵位和＂街头官僚＂型神祉共同构成了确认集体价值、塑造村庄信任和约束村民行为的信仰结构;道教文化中的关键人物和村民之间彼此认知的重塑使道教信仰向现实生活延伸;宗教仪式与家庭教育则使社会资本得以维系。基于道教文化所形的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分散性,并可能加剧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迷信的可能也使其难以转化为公共管理资源。应通过制度干预重建＂信任所指＂,发挥民间道教文化中有利于个人道德提升的部分,将其纳入公共管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