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北宋雍熙北伐》以后——与顾全芳先生商榷

顾全芳先生《评北宋雍熙北伐》一文,是一篇关于北宋雍熙三年(986)春,宋太宗赵光义倾全国之力北向伐辽的专论。文中着重叙述了雍熙北伐的失败,咎由谁取,雍熙北伐的起因,谁是始作俑者;雍熙北伐的性质,正义在谁方。     

雍熙北伐分兵几路?

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年)大举伐辽.最近,李一氓同志在《读〈辽史〉》一文中(《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认为是“宋五路攻辽”;常征在其《杨家将史事考》中,也认为宋军兵分五路,北攻辽朝.雍熙北伐究竟兵分几路?常征说,除了山西、河北三路宋军攻辽外,还有高琼“曾率水军浮海北攻平州,并占领今滦河下游及秦皇岛地区,为北伐中宋军重要的一路.史传疏漏其事,而观于《辽史》,其军事行动曾严重危胁契丹,故肖太后曾派重兵御之也.”考《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三月十四日,“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守”;又《耶律化哥     

雍熙三年宋太宗对辽战争何以失败

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北宋发动了一场进攻辽统治下的幽蓟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战争的这一结局,成了宋辽和战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北宋统治者虽然口头上还说要收复幽蓟,但直至徽宗末年与女真缔结“海上之盟”以前,却再也不曾见诸行动了。 战败以后,宋太宗把全部责任都归诸臣下,责备他们“不遵成算”,宋朝的一些文献也对这次战争的史实做了歪曲记载。近年来已有人对这类记载表示怀疑。本文则拟在考订这次战争若干重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澄清战争的起因、辨明宋太宗部署和指挥这次战争的真象,从而见其致败的真正原因,同时对他事后披露的“成算”亦做一评述。     

枢密院始于晚唐

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版《辞海》“枢密院”条曰“枢密院: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称,五代后梁时建立崇政院,后唐改称枢密院,宋代沿置。”(缩印本第1274页)此处将后梁的崇政院作为枢密院之发端,实误。据晚唐人裴光庭《东观奏记》卷中,宣宗“尝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语林》卷1也有相同记载,可知至迟在唐宣宗朝已设立了枢密院。至     

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再考

北宋初期是古代行政区划由“道”制向“路”制转化的关键时期，但有关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置废及其辖境的史料少且分散，甚至不多的史料中又时见矛盾、舛误之处，因此，治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史者对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置废及其辖境变化问题颇有分歧。文章将目前能搜集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与辨析，再次论证了自太平兴国六年至雍熙二年，长达四年期间，两浙东北路改称的两浙路并“兼总”两浙西南路之推断是不可靠的，而两浙东北路改两浙路的时间当在雍熙二年两浙西南路改为福建路的同时或相前后，并对宋初建、南剑、汀、常、润诸州的改属问题进行了考证。     

宋代相权强化原由探析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不同的结论。如王瑞来先生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1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归纳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2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 ;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 ;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 ,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 (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 ,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 )及参知政事等 ;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 )中选拔 ,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书相和门下相—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 ,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论五代时期的"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羁縻统治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人力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     

评《中国农民战争史·四·宋辽金元卷》

<正> 中国农民战争史是我国史学界的传统重点学科之一。五十年代,农民战争研究一度兴旺,后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农民战争研究一度走入低谷。现在好了,孙祚民先生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多卷本相继问世,继一、二、三卷之后,赵继颜著之第四卷《宋辽金元卷》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真是值得庆贺。赵继颜先生长期从事宋辽金元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颇丰。该若是他积多年心血而成的力作。当今治农民战争史难,治宋辽金元农民战争史尤     

唐代翰林院诸伎术杂流

唐朝翰林院及其文词学士起初地位十分卑贱,被称为“伎术杂流”。开元二十六年(733),唐玄宗命于内廷翰林院内别置学士院,翰林供奉改称翰林学士。自后,翰林“俾专内命”,职权急剧扩展,和枢密院、“中书门下”一起组成唐后期新的政治中枢,翰林院被称为“内署”、“禁署”,学士被称之为“内相”。文词学士贵幸成为“内相”之后,其与院内诸伎术杂流的关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北伐时在河南的张学良将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勇不可阻。次年元月,北伐军兵分三路直取豫、浙、皖三省。张学良奉父命,于2月率军进驻河南郑州,与国民革命军相对峙。 张学良将军是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国内和平的,而且他早就看到了东北处境的危险:日本总有一天会“发动战争,占领东北”的,所以对其父之“问鼎中原”“百般诤谏”,但是由于封建的“忠孝”之义,最后他“不得不屈服去作实现此种野心的工具”。     

旄头之国

《魏书·崔浩传》:浩与太史张渊辩论世祖北伐事,曰:“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奄昂,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北史》卷二十一《浩附传》同)《颜氏家训归心篇》:“昂为旄头,匈奴之次。”颜亲:此皆本之《史记》为言,《天官书》:     

也说民族主义

王小东先生等几位青年学者的新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以下简称《路》）面世以来,海外已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掀起第三次说“不”高潮。这种判断如果成立,那么,《路》一书与后二者相比较而言,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已经实现了对自身的反省与超越。当初,面对美国想独家为这个世界订规制矩的企图,一批“小平头”的青年人带头喊出了“不”,但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弥漫的浓浓的火药味,还真不免让人对他们抱以“生猛与狭隘”的怀疑。这种“生猛与狭隘”不仅被当时的极…     

郑樵事迹四考

一、几度上临安献书？《宋史·郑樵传》及省、府、县方志均载称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赴南宋首都临安：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上《献皇帝书》,献所著百四十卷,诏藏秘府;第二次是绍兴二十八年应高宗召对诣解,投右迫动即3第三次是绍兴三十一年携《通志脉于朝,进《上段通志表》,适“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投枢密院编修。翌年,郑樵便逝世了。近来,吴怀棋先生编著的《郑樵年谱》据《上宰相书》的记叙,重新考定郑樵在以上三次人都之前,已有两次赴临安献书之行：第一次是绍兴十五年;第二次是十七年,即作《上宰相书》的时…     

南诏龙尾城考释

一、龙尾城是南诏的雄关要塞,城址尚有遗迹可寻“龙尾城”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书中《云南界内途程》多次提到龙尾城;《六(贝佥)第五》有简明而准确的记述: “龙尾城,阁逻凤所筑。萦抱玷苍南麓数里,城门临洱水下。河上桥长百余步。过桥分三路:直南蒙舍路,向西永昌路,向东白崖城路。”向达《蛮书校注》此条按语为:“龙尾城即今下关,大理白族自治州之治所也。自此公路西达保山,东至红崖以通昆明,南     

谈马谡与街亭之败

马谡是三国时蜀汉马良的弟弟。《三国志·马良传》称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从这里便可以看出他当时被器重到什么地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风云际会,前程似锦的人物,崭露头角,却在诸葛亮首次北伐的     

北伐战争后的李品仙

一、参加北伐1926年唐生智决定参加北伐,率师进入长沙,赵恒惕通电辞省长职,投奔汉口吴佩孚,赵部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退往湖北通城,依靠吴佩孚的力量,纠集豫、湘、赣三省军阀宋大霑,李荫森、唐福山等廿余万人,组成“讨贼联军”,叶任总司令,三路入湘,号称“讨赤讨粤”,唐生智部一时处于不利地位,广州大本营派出第四、七两军北上援唐,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七军尹承纲团先行出师。唐生智将所部扩编为四个     

元和四年柳宗元的永州心态反《小石潭记》的即兴创作

元和四年是柳宗元在永州重大转折的一年 ,那是痛定之后、振起之前的必然变化 ,无论身体或者精神 ,都有了全面的好转。不仅游踪遍及永州名胜 ,而且开始了“读百家书 ,上下驰骋”的读书著述活动。在这样的情形下 ,当他与同属贬谪之臣的好友吴武陵等游“小丘西小石潭”并即兴作记的时候 ,不可能有寂寞的感触和哀怨的心情。     

元朝匠户户计研究——元朝“诸色户计”研究之二

“诸色户计”,是元王朝将全国的人户以职业、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划分为数十种户计的户籍制度。它随历次的籍户、括户而逐渐形成。各种户计分别被登录在籍。无论何种户计,一旦被签入籍,就成为世代相袭、不得任意变更、不得脱籍的世袭户计。 最早的籍户,是太宗窝阔台七年(乙未年,公元1235年),“下诏籍民”形成的“乙未籍”,以后又有宪蒙哥时期“又籍之”的“壬子籍”(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这是元朝建立之前,最主要的两次籍户。到世祖忽必烈即汗位之后,又曾几次括户、籍户,到平南宋之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完成了全国的户籍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