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词强烈的主体意识

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苏轼,经历了他人生中尤为重大的转折,他对过往的人生进行了深入了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灵得以提升,他的文学才情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在他的词中,主体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本文主要从主体意识的寻觅、主体意识的坚持和主体意识的升华三个方面来分析苏轼黄州词主体意识的强烈这一特点。     

人生交响曲中的双重旋律──论苏轼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和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朝为官,直言谠论,主张推行仁政,重视民心;任地方官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仁政爱民的思想是贯穿苏轼一生的一条主线。苏轼从小就具有浪漫气质。乌台诗案后,他更以老庄哲学修补自尊、自信,构筑一个新的超脱的精神世界。惠州、儋州之贬后,他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活力、稳定的心智。这种随缘放旷的人生态度,是贯穿苏轼一生的又一条主线,它与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并行不悖,构成苏轼人生交响曲的双重旋律。     

论苏轼的谐谑诗

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全才,他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试从苏轼谐谑诗的功效来诠释苏轼化解苦难的独特人生方式,进而审视苏轼的生存智慧。     

威利·娄曼与他的社会表演——从《推销员之死》看阿瑟·米勒的社会表演学思想

推销员威利·娄曼的一生是悲剧性的,然而,与其说他的人生悲剧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不如说是他本人固守的社会表演意识才使他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之路。从他懂得人生目标与社会表演存在内在关系时开始,他在社会表演形象的维持,表演分裂之防止等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坚持他的社会表演观,自始至终都拒绝从社会表演世界中走出来。父子关系因此而恶化,父子之间由此而冲突不断,威利·娄曼的悲剧不单是一曲社会政治悲剧,更是一场社会表演悲剧。     

略论苏轼与尹善道

苏轼与尹善道都集政治家、学者、诗人三种身分而著称于世,都有出仕—流配—隐遁之人生经历。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是苏轼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而儒家处世观使尹善道始终如一地坚持山林与朝廷一体论,这正是尹善道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论苏轼对屈原贾谊的评论及其"适中""处穷"的人生智慧

苏轼极为推崇屈原、贾谊的政治才能和文学成就,青年时期即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等诗赋书写屈原之死的生命主题,赞颂屈原的精神人格,又"好贾谊"之书,撰写《贾谊论》评论贾谊;中晚年更对屈、贾辞赋推崇备至,以为"楚辞前无古,后无今","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可以说屈、贾的影响贯穿了苏轼的人生旅程.但他对屈原特立独行、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对于贾谊"纡郁愤懑,至于夭绝"的处世方式,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之道独为其难而"不适中",批评贾谊志大量小而"不善处穷".而所谓"适中"与"处穷",正是苏轼所践行的人生哲学和处世策略,这也是他与屈、贾的不同之处.苏轼随遇而安,身处逆境也不失乐观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共将诗酒趁流年",永葆一份充满诗意与希望的理性情怀.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逆境歌吟中的审美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苏轼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文化人物。他富于戏剧性的仕宦经历,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严峻的挑战,面对一幕幕的人生忧患,他以其独特的心智一一加以化解,并将其升华至审美的境界。在那无数的逆境歌吟中,苏轼给后人树起了一座生命之美的丰碑。     

乌台诗案与苏轼词风新变

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因诗歌创作得祸的苏轼,从此产生了畏祸心理,但其深沉的忧畏心理又与他天性敞亮的个性特征、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相冲突,这种外部压迫与不能自我抑制的双重心理作用,使苏轼不得不将其创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他视为无碍的“小词”。正是这种创作心理的转换,苏轼将他复杂深刻的人生感慨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转化为美丽的词章,进而为中国的词坛营造了一片自由而缤纷的天地。     

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分析

苏轼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全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卓越,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书法和画作,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是豪放派的代表,早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藐视权贵,忧国忧民。后期作品超脱自然,解脱礼教束缚,尊重个性价值和人性之美。而六朝文学观历来被文人所诟病,但在苏轼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本文笔者从六朝文学观形成的原因和苏轼的人生轨迹与写作风格出发,探讨了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     

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

政治理想坠入泡影的苏轼却在人身的沉沦中张扬了野性自由的精神,在历史的尘雾中重新发现了陶渊明,并引为旷古知音.苏轼带着他独特而深沉的人生阅历与诗性哲思浸入了对陶渊明的全面体验,历史的际遇使这两个相距六百年的诗人在百余篇<和陶诗>中得到了精神的相交.才气横溢的苏轼诗性地阐释、并重新建构了陶诗.<和陶诗>乃苏轼以"我"与"你"的主体间性的姿态对陶渊明理解与对话的产物.     

苏轼与杭州诗僧诗文酬唱及其相互影响

苏轼与杭州多位诗僧有着不解的诗文情缘,参寥、辩才、维琳、惠勤、惠思、清顺等都是他的方外之友。苏轼在莅杭之时才形成如此规模的诗僧交往群落,这与苏轼所处的现实政治环境、其思想上的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杭州诗僧对苏轼的人生观、世界观、诗文创作和诗文理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苏轼也对杭州诗僧的诗文创作和人格操守产生影响。     

光聪谐家世、生平及著述考略

光聪谐是清代桐城派中期重要作家,他的家世、生平及著述情况一直湮没无闻.他出生于寒素之家,师从桐城派鼻祖姚鼐,早年以坐馆谋生,后官至直隶布政使.他为官期间颇有政声,却于中年遽然引退,晚年避乱杭州,并未参与镇压太平军.他以经学名世,文学成就亦深得同人赞赏,有《稼墨轩集》、《有不为斋随笔》等多种著作传世,并致力于乡邦文献搜集整理.     

庾信后期政治抉择中的矛盾性

庾信后期的政治抉择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政治情感方面,既有因为离开故国而痛不欲生的哭诉,同时又主动向北朝统治者示好,为北朝统治者歌功颂德;在处世态度方面,既想隐遁不仕以保全节操,又主动要求做官,长期摇摆于出仕与隐遁之间。庾信后期政治生命中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导源于他的士族人生观。通过个人的努力,建立功名、耀祖光宗是庾信一生不变的追求。庾信矛盾的人生观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它集中体现了六朝士族阶层在政治道德领域重家轻国的共同价值取向。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方式的演变

阿拉法特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为巴勒斯坦民族求解放,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中不断成长,其斗争方式由武装斗争逐渐转变为武装斗争与政治外交并举,最终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江南文化与白居易思想及创作关系浅探

白居易少年避乱旅居吴越，不仅熟悉了江南的风土人情，还得到了江南文化精神的熏陶，进而产生自觉认同。青年时到宣州应乡试被荐举，实现了人生的重要跨越。晚年刺守杭州苏州，安闲适意人生思想与生活态度成熟定型，诗歌创作进入又一兴盛期。江南经历丰富了乐天的人生色彩，江南文化的重雅趣、爱自然、尚逸乐等因素，对其人生思想、生活态度以及诗歌创作等均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诸葛亮的举措成败看其忠君思想的体现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治理蜀国,力图以一州之地复大汉皇朝。他在强烈的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厉行改革、依法治国;发展屯田、务农积谷;平定诸夷、稳定政局;厉兵秣马、挥师北伐。在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功和胜利,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能够实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抱负。     

陈独秀民主思想论析

民主思想是陈独秀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甚至是贯穿其一生的主线。他的民主思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 ,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文化运动时期 ,推崇资产阶级民主 ;第二阶段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主张无产阶级民主 ;第三阶段被开除党籍 ,民主观发生了某些量变 ;第四阶段是一生最后 4年 ,民主观有了质的变化。分析、探讨陈独秀一生民主思想的发展演变 ,对我们今天仍有深刻的启示     

李白与谢安

李白十分推崇谢安,诗文中出现次数很多,因为谢安适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李白与谢安的气质相似,人生态度也有相似之处,生活理想也很相似。隐居待时、功成身退,是李白仰慕的政治理想;狂傲自负、志存高远、不慕荣华是李白钦佩谢安的另一方面。然而,谢安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特殊地位,建立了盖世奇功。李白富有政治热情而无政治才能,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不幸的经历却成就了世界级的诗人。     

司空图晚年行迹考

政局的动荡,仕途的险恶,使诗人从理想跌回现实。晚年司空图放弃了仕途,回到家乡王官谷,过着归隐田园的生活,保全了名节。考证这段时间司空图的生活,对研究诗人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