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二程的激烈论战

北宋时期,围绕变法问题,王安石(公元1019—1087年)和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的激烈论战,是在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路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场论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中革新派与顽固派之间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列宁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宋神宗时,王安石     

论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思想

北宋时期的著名法家王安石,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和爱国主义者。公元一○六九年至一○七六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以理财和整军为主要内容的变法活动,对于抵抗民族压迫,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面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千百年来,王安石的变法活动和爱国精神却受到一切反动势力的咒骂和攻击。大地主、大官僚顽固派司马光之流胡说什么王安石“更法度,开边疆,天下深怨     

千秋功罪——对王安石变法得失的几点思考

王安石变法主要针对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进行，并且以理财为重点。王安石的改革立意高远，但是在实际出台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瑕疵斑驳。改革只凭借君主的一时支持，而忽略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最终促使王安石在政治斗争最终失败。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违背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忽视行政技术、地域差异和人情物理，这些都构成了王安石变法弊端百出的重要原因。     

反潮流的战斗篇章——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尊法反儒的战斗檄文,体现了王安石发扬了前辈法家反潮流的精神。他不愧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是宋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答司马谏议书》一开头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北宋中叶儒法斗争的本质问题。王安石指出:“窃以为与君实(“君实”是司马光的字)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就是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对待和处理国家政事的问题上常常意见不合,这并非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各自所坚持的政治主张有很多不同。可见,这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内部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的大论争,是变法与反变法、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两条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王安石为了摆脱北宋王     

全景式再现北宋社会历史的大型史诗

《清明上河》的史诗性,首先体现在其对北宋后期政治历史的全景式精彩展现。首先,小说表现了北宋后期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剧烈的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围绕变法与反变法展开。变法的一派以王安石和宋神宗赵顼为首,以其为核心,聚集了韩绛、韩维、吕惠卿、章悖、曾布、王秀、蔡确、蔡卞、李定、王韶、邓绾、吕嘉问等人;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王安石提出“三不足”之说质疑

自邓广铭先生在 ７０年代中期肯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王安石提出的以来,大多数著述都采用了此说并把“三不足”当作王安石坚持变法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北宋中期社会存在浓厚的敬天之威思想意识、崇尚祖宗之法、盛行净谏之言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不可能提出根本否定北宋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不足”之说的。王安石在变法前后的言行中,也完全找不到“三不足”之类的词句。而“三不足”之说的各种来源,则表明它是反对变法的反对派编造出来的,用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两次大规模改革.将这两次改革作一些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各自的成败得失.本文提出的新的看法,目的在于探索与求教.     

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与谷霁光先生商榷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在青年皇帝神宗的支持下,担任参知政事(副相),针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军事危机,对赵宋王室的政治、经济、农业、商业和军事等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并营法等等。这些多方面的改革,直接关系到当时封建社会各阶级、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论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

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变法,因哲宗“元祐更化”而失败。因此,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就连一些力图对变法作出恰当评价的文章,也只是肯定这次“变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是有成就的。”其实,王安石变法是整个封建社会中一次突出的以“理财”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正是由于这次变法中表现的不容忽视的理财观念。列宁才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我们研究、肯定这次变法中的理财观,对于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具有重     

王安石变法与台谏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本文在系统考察王安石与反变法派台谏官的斗争、王安石运用台谏的措施、台谏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成败与台谏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王安石不避矛盾，不恤人言，大胆使台谏为变法服务的做法。     

司马光是改革派还是守旧派?——与顾全芳同志商榷

近来读了顾全芳同志:《评王安石变法》一文后,感到其中不乏有正确之见,但也有不敢苟同之处。例如:在北宋中期变法与反变法的运动中,司马光到底应属哪一派,是属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顽固派?对于这个问题,顾文清楚不过地把司马光亦列入改革派之中。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现愿在纪念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之际,与顾全芳同志对这一问题,共同进行探讨。有不当之处,亦望读者指正。     

司马光反变法的罪恶活动剖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踟线斗争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借鉴,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司马光是北宋后期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在围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儒法斗争中,他顽固地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反对变法,破坏新法。王安石实行变法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剖析一下司马光反变法的罪恶活动,对于我们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和阴谋手段,是很有帮助的。     

司马光顽固集团的一条乏走狗——邵雍

北宋中期,儒法两家展开了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变法革新的旗帜,法家代表人物王安石高举着,一切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人物,都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复古守旧的黑旗,反动的儒学头子司马光挥舞着,一切代表大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顽固势力,都麕集在这面黑旗之下。两阵对垒,誓不并存。宋神宗赵顼年间,以王安     

道宗当世 名重本朝——简论范仲淹与王安石

北宋中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对当时的政局及其后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探讨庆历新政及其主持者范仲淹对熙宁变法主持者王安石的影响,王安石与范仲淹的交往,以及范、王文学创作的相同点。     

论王安石变法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以及对北宋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均已为历史所肯定。但是,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推行对太学、对科举、对考课制度的改革,倡导推行     

《汴京梦断》序

我与郑熙亭同志素未相识,经过友人的介绍,拜读了他的以王安石变法为题材的《汴京梦断》这部小说,才通信往来的。我从来不懂得文学艺术,由于爱读这部小说,当熙亭同志让我写篇序文时,就不惴谫陋、欣然应命了。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君臣们为扭转北宋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局势,于熙宁二年(1069)举行的一个从上到下的改革运动。     

论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二十二岁中进士后,担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多年,目睹北宋社会危机深重和人民的贫困生活。在仁宗时期,他曾上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直陈时弊,提出变法主张,但未为仁宗、英宗两朝所重视。神宗就位后,在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便两次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旨在抑制兼并、放宽压榨、推动生产、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为着进行变法,王安石不仅改组太学和地方学校,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