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的现实意义及其文学翻译研究问题刍议

文章从五个方面简述了《格萨尔》的现实意义。而其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旨在探索：从具有共性的翻译实践中“生成”的翻译理论,到需要突出“个性”的《格萨尔》文学翻译实践方面的问题。     

《格萨尔》域外传播的翻译转换与话语体系

活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途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

《格萨尔王传》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在这部史诗产生、流传、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者、传播者,也是创新者。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传播,使《格萨尔》这支奇葩在民族文苑中竞相开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宗教与《格萨尔》的关系

近年来 ,国内外不少藏学专家和学者在对格萨尔王产生年代这一问题的论述中 ,一致认为藏族英雄格萨尔王是第一甲子年诞生于康区的德格岭仓地区 ,距今已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这是藏传佛教不仅在整个藏区以传播和发展 ,而且正在逐渐向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等领域渗透的时候。只要我们认真地研读《格萨尔王传》这部恢宏的史诗 ,就不难发现这部史诗中既继承了藏族原始宗教和自然崇拜的内容 ,又溶入于后期形成的苯波教和藏传佛教中诸多教派 ,如萨迦派、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教义的内涵。在《格萨尔王传》中的人物…     

原型与《格萨尔》文本

文章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格萨尔》史诗进行原型研究。文章不仅挖掘出它所具有的原型质素,而且还深入探究了这些原型质素生成的因素。文章通过对史诗的原型考察,发现史诗所沉潜的人类心灵的共同性、相通性,人性因素的某些永恒性、普遍性,以及史诗所体现出的人类心灵的拓展和升华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人类精神需要的发展和变化。这为我们从更深的层面真正理解史诗、欣赏史诗提供了理性可能。     

解析《格萨尔》史诗中的亲属授记母题

格萨尔王作为神子图巴嘎转世,又是神鲁念相结合的结晶,除了本尊莲花生大师以及各路神灵的及时授记外,更多的是作为格萨尔亲属的神灵们对其的授记指引,由于各部中的故事情节有相似之处,故划分为格萨尔亲属的授记母题,本文以各神灵与格萨尔王的亲属关系极在不同场合的授记为线索,将这一母题分为四大类:大白梵天王的授记母题、格卓念神的授记母题、姑母的授记母题、三兄妹的授记母题,并进行详尽分析。     

《格萨尔》神授说唱艺人研究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主要是依靠说唱艺人才得以传承。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若没有这些说唱艺人口头的故事创作,就不会有《格萨尔》这部长诗。《格萨尔》说唱艺人可分为神授说、圆光说、伏藏说、吟诵、传承等类。许多有突出成就的国内外专家和学者,他们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着眼于神秘而抽象的神话及经由一场奇特的梦境而转变为著名的神授说唱艺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但是至今仍未完全揭开因一场梦而转变为能唱百部史诗的著名神授艺人的神秘面纱。本文从神授说唱艺人的神奇梦境、神授说唱艺人独有的特性、神授的神秘内涵、神授说唱艺人与巫师的相同特征、奇特梦境出现的渊源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笔者的新观点。     

论《先知》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拟探讨文学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对重塑原文审美特征,传达相近审美体验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冰心译《先知》为例,通过分析得知,适度发挥译者创造性叛逆对一个好的翻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外国文学要成为本国、本民族多元文学系统的有机部分,本土文学要走向他国和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获得在异域“后来的生命”,必须仰仗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学翻译批评的正确引导,而文学翻译批评要不负众望、发挥上述导向作用,自身建设——翻译批评研究亟待改进和加强。本文在对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现状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围绕研究命题的内涵、重点与难点、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文学翻译与哲学

翻译,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哲学活动。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对哲学所下的定义是：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艺术创造活动都可以看成一种哲学活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哲学活动。和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一样,翻译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哲学活动渗透于整个翻译的过程。首先,哲学为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次,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要时刻留心辩证地处理种种矛盾对立的关系,避免“过”和“不及”。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或艺术。只有对翻译的性质和重要性具有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才能增强翻译工作的信心,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文学文体学对语言变异翻译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是作家体现作品主题意义和实现作品美学价值的重要手段,因此往往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本文主要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文体价值及翻译原则,指出了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在翻译中必须考虑其文体价值。     

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等值

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文化差异构成了等值翻译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文学翻译中要取得目的语文化和源语文化的完全等值并非易事。本文探讨了如何在文学翻译中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等值的“度”,以便读者更好地欣赏异域文化。     

翻译研究视野中的跨民族文学文本

在跨民族文学文本中,某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及其宗教信仰、民俗习惯等被放置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框架中加以表达,从而具备了文化翻译的功能。跨民族文学文本进入翻译研究视野的可能性,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达功能,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对这样一种文学文本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基于对传统翻译研究中研究角度或研究立场的拓展和延伸,以及对传统翻译研究中一些基本观念的重新审视和突破。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跨民族文学文本,应成为当代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

文学语用学翻译思想强调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语用层面、美学层面等的动态性和理性的语言使用,它更能透视文学翻译中语言使用的本质与语用价值。文学语用学思维在翻译建构中的解释体现了翻译研究从规约性向描写性,再到理性交往解释的语用学转向研究的发展趋势。     

身势语的话语特征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

身势语对话语意义起着补充、强调和替代的作用,它是非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重点论述了身势语的语用特征和功能,并针对身势语的特点,提出了身势语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处理方法。     

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被视为"毛病"、"错误"而尽量加以排除;比较文学学者却认为翻译中的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现代文论中的阐释学、解构主义、描写翻译学派理论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有效的理论视角.     

解读文学翻译的非表象要素

学文本的审美要素由表象要素和非表象要素构成,译者在对原作翻译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表象要素,解读非表象要素,真正理解原作的审美意境。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审美阅读,在译文中形而上质地再现原作的质感之美。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文学翻译是翻译中一个主要的门类和研究方向。许许多多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家就文学翻译的性质、标准、方法、技巧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论证。然而 ,在涉及翻译活动的主体即译者时 ,却谈的很少。我们知道 ,翻译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它包括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语言层面 ;另一层面是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活动层面。我们在研究翻译时 ,通常注重的是译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驾驭能力 ,却很少把译者的心理活动纳入他们的研究视角。本文是以普通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为理论依据 ,从译者的心理视角来研究文学翻译 ,关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因素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分析 ,从而揭示其中的规律 ,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