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之松郡望籍贯考辨

杜之松郡望籍贯考辨王宛磐初唐诗人杜之松，其生卒年不详。关于其郡望、籍贯，诸说不一。在此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１．《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辞典》）杜之松条载：杜之松“中山（今陕西淳化东南）人，一作京兆（今陕西西安）人。”２．《唐文选...     

燕居焚香：宋代士人的鼻观与修身

香文化的唐宋之变,是社会和观念互动系统演变的结果。从中晚唐到两宋,儒学对玄学和佛学的融合是宋代用香方式转变、香学崛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佛、道祭祀供香在北宋逐渐被士人用于鼻观悟道的禅修,并在程朱理学语境下逐渐演化为修身之香。焚香在宋代是士人精神层面的修身,是程朱理学形成过程中儒学吸收佛家修行方式的印记,是构成宋代美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湘西先秦考古文化的多元性建构探讨

<正> 湘西,先秦时属楚之黔中地,秦统一后,属黔中郡,汉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湘西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诸多历史因素,使得民族成份较为复杂,形成了文化上的多元建构组合.本文仅就先秦时期考古发现所包涵的文化多元性进行探讨,望得到专家赐教.     

"里耶简"所反映的秦户籍相关问题

根据里耶户籍简来探讨秦户籍的内容,秦户籍中反映了姓名、身份爵位、籍贯、年龄等基本信息.里耶简每一枚户籍简记录一户人口,分五栏登记,反映出秦户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登记的,各户籍贯均为南阳里,这种户版就是乡保存的户籍,反映出乡里是秦户籍的基层组织管理实施单位.     

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郡望建构和谱系塑造是中古士族门第成立的重要条件.郡望和士族互为唇齿,相辅相成.中古太原王氏的郡望和谱系的构成具有典型性特征.六朝时期士族郡望和谱系的边界极为森严,隋唐帝国统一,在国家主义复苏和政府权威重建的历史背景下,太原王氏的郡望呈现从高贵化走向世俗化的趋势:诸色人等均可将先世攀附至毫无血统关系的同姓名流,也可随意伪冒著名郡望.中古时期真伪相参的谱系塑造,见证中古门第郡望从界限森严到普遍滥用的演变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力量角逐消长的鲜活反映.     

敦煌遗书与草圣张芝

本文通过对敦煌遗书中有关张芝记载的梳理,论述了张芝墨池的所在以及张芝的籍贯、郡望、后裔和书论,有关的诗作等,藉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这些材料对今天的敦煌也具有现实意义。     

安定胡叟的儒士、文士和隐士形象

安定胡氏乃魏、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重要的功臣与外戚之家族,曾保持郡望达数百年之久,影响“中古”历史较大.其中,身处十六国至北魏初的胡叟正乃此一家族中文化修养较高且极具个性者,其人物形象较为明显地表现为儒士、文士和隐士三个方面,尤以隐士为主.胡叟隐士形象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士人特征、魏晋隐逸风尚及其个人因素均有关联.研究胡叟的人物形象,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地了解安定胡氏的整体发展过程,而且对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文化史的进一步研究不无裨益.     

唐五代若干作家籍贯考

唐五代作家之籍贯,典籍所载时有错讹或令人疑惑者,有的则未见记及。今就阅读所及作一考索,或于文史研究有所裨益。殷闻礼之郡望与籍贯《元和姓纂》卷四陈郡长平县下有殷闻礼,另又有殷践猷。颜真卿《曹州司法参军秘书省丽正殿二学士殷君墓碣铭》云:“君讳践猷,字伯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宋金元时期民族观念的演化

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在宋金元时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宋代士人继承隋唐以来的民族观念，通过文化论述以区别华夷；金、元易代以及宋、元鼎革时期，传统纲常里的忠君思想高涨，渐渐凌驾于士人心目中的华夷大防之上；而到由元入明之际，决定士人政治抉择的主要因素已是君臣大义而非华夷之辨，华夷之间的界限，呈现出逐渐模糊的趋势。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晚宋战乱对蜀士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的凸显。动荡的外部环境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蜀士对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深重悲慨,显示出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在还蜀之望愈趋渺茫的情况下,蜀士仍始终将蜀地故家视作归处所在。由蜀人身份出发,蜀士将言蜀事视作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蜀士不满于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有被忽视与抛弃之感,故其诗作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其对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全无冲突,于中体现出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     

唐遗民文人初论

唐遗民文人的界定不能从普泛化的遗民概念出发，而应该以是否对朱温及其梁朝有一种否定或拒绝的态度和是否具有遗民意识为标准。从唐遗民的特征来看，其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和南方化的地域性，同时，隐逸之心和黍离之悲也就构成其群体心理。而相对宋明遗民的家族化，唐遗民也缺乏一定的传承性。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存在，唐遗民文人的社会影响较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客观文献的匮乏和研究关注的不足有关，而另一方面则是与社会动乱而衣冠荡析、内部毁灭的亡国途径和忠义淡薄的末代士风有密切关系。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人群之组成及群体关系

宋祥兴二年 ,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曰丙 蹈海而亡 ,赵宋 32 0年的皇脉断绝 ,同时也揭开了大批宋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身为遗民 ,“立功”一途受阻 ,他们更自觉地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 ,在文字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的苦心。而“诗词末技 ,存江山以不朽” ,于是宋元之际乱离易代的环境 ,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 ,又成就了一期遗民文学。宋遗民词即以其深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内涵成为词在宋代发展的一个光耀而悲壮的终结。在宋末元初的遗民词坛 ,江西遗民词人虽没有如江西诗派成员一样的自觉的流派认同意识及共同尊奉的创作宗旨和词坛盟主 ,但他们因地缘关系、政治倾向、创作风格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同 ,彼此间不仅有着密切的社会交往 ,同时也有着频繁的诗、词、文的酬赠活动 ,构成了一个以文天祥为轴心的相对独立的地域词人群体。     

李沆与宋初的"重厚质实"之风

宋初的政治形势迫使朝廷急需重厚质实之士主谋大事,以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君主权威.宋初君臣对自身及中央各机构职能的理性思考,也使重厚质实之风得以形成并流行.李沆恰于此时进士及第,其廉洁自律、纯厚坦诚的个人品德,慎名器、尊君主的为臣之道,稳重踏实、崇尚质朴的为政之风,实为重厚质实之杰出代表.在李沆影响下所形成的政治理念,对于宋代中央各部门之间均衡、稳定态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朝会稽虞氏家族述略

会稽虞氏是六朝著名的江东世家大族。自两汉之际南迁会稽余姚后 ,东汉末开始迅速发展 ,历六朝而不衰。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三次打击。政治上 ,虞氏在孙吴、晋和刘宋前期时积极有为 ,其后则略显平庸。在家风上 ,在孙吴、晋朝允文允武。虞氏凭藉道德、事功 ,学术 ,强大的宗族和经济力量 ,友朋的援引以及善于处理与各种势力间的关系而使家族维持不坠。     

略论江湖诗派中的宗室诗人杨理论

南宋天潢贵胄的社会地位日益走低,于是,江湖诗派中出现了十二位疏属宗室诗人。宗室诗人多与派中翘楚戴复古、诗派领袖刘克庄交好,在二人的介引下,他们逐渐跻身诗派。与其它江湖诗人相比,宗室诗人的诗歌创作仍不难窥见宗室身份带给他们的深层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兼具臣和亲的双重身份,诗歌中对恢复北方有着比一般江湖诗人更为强烈的参与和行动意识;再是他们与一般的江湖游士奔走干谒不同,他们没有干谒诗,多能清高自守,悠游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