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研究范式

作者在台刊《宗教哲学》第6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追问,一个中国佛教思想家思考问题的前题 和视角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是完全基于纯粹佛教的立场呢,还是带有更强烈的中国 思想的语境背景?这一“本位”问题,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思索。关 于中国佛学之研究著述可谓多矣,但大体不出二途,或纯从佛教哲学角度,或着眼于社会史 视域,前者更多侧重于佛教文本之分析,后者则强调佛教作为一个历史因素的社会、文化功 能。若从思想史角度言之,则二者可综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综合与中国佛教思想本 身具有两种品性：…     

评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佛教的哲学首先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所关心的第一位问题是“什么是真实”或者“什么是实在” ,其所以如此 ,因为它更关心的是“如何契合这个实在”。就宗教而言 ,前者关系到“什么是宗教的真实论或实在论”的问题 ,后者则是“如何是宗教的解脱论或者修行论”的问题。解脱是目的 ,修行则是手段。在为求解脱而付诸修行之先的是对于宗教目标的认识 ,认清方向才能修道。因此 ,宗教如果有哲学 ,是为了宗教的修行实践。在此意义上 ,宗教思想先天地就是服务于实践的。实践性是宗教哲学的应有之义 ,这也是佛教哲学与后来从西方传来的理性哲学有所不…     

从“如来慧日”到“中国禅月”:佛教中国化的诗学视角

佛教固以“月”说法，然“如来慧日”才是印度佛教的第一象征。中国禅宗对佛教明月、水月意象的哲学阐释与诗意发挥，使“禅月”不惟作为宗教意象与方便说法在教内地位突显；更从宗教说理中抽离出来，富含哲学思辨与批判理性的精神，且诗意盎然、流光溢彩。中国禅月既非印度之禅，亦非印度之月，实为中国禅家的发明。禅宗变“佛日”为“禅月”，是禅宗去印度化、去宗教化、心性化、世俗化的努力和表现，对禅理的广披、禅道的烂熟与禅学的诗化，起到了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这一宗教意象的变革与宗教义理的革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由是观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不是佛教“化中国”，而是佛教“为中国所化”。     

近代佛学思想家杨文会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此,研究近代佛学和它的著名代表人物,应当是近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佛教的中兴之祖”的杨文会,就曾经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晚清所谓新学家,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所以,了解杨文会的事迹和他的佛学思想,对剖析当时思想界的变化,无疑是有益的。     

日本学院哲学前的哲学

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日本接受了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佛教和儒教的思想逐渐变为日本的“传统思想”(或称“东洋精神”)。从十八世纪起接触西方文化,到十九世纪接受西方哲学。近代日本“哲学”是作为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环节而被接受过来的。日本文化的     

宗教体验及其作用

对宗教体验及其作用的讨论,是哲学与宗教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作者 结合佛教和婆罗门教的理论等宗教思想史的材料,对宗教体验的性质和对象、宗教体验与身心 修炼、宗教体验的认识论意义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唐太宗与佛教

佛教自东汉时由印度传入我国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里逐渐与中国封建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学说相互交融,而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说过:“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而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其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并发展起来,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中苦难深重的人民需要从佛教教义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教义来麻醉人民以维护其统治,这就是佛教在中国扎根和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条件。     

试析宗教伦理中“爱”的范畴

一切普世性的宗教,都把“爱”作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本文力图通过对儒家、基督教和佛教的爱的范畴的分析,揭示出宗教之爱的深层意义,并联系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试图将宗教之爱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爱进行贯通,建立一种“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现代之爱。     

费希特的道德宗教观与人性尊严

本文考察和分析了费希特早期、耶拿时期和晚期的宗教哲学思想 ,指出费希特的先验哲学从不反对信仰上帝 ,而是不同意传统神学对上帝的解释。他在耶拿时期形成的以道德为核心的泛神论是近代德意志宗教哲学理性主义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而他晚年试图把知识与信仰、道德与宗教结合起来的主张 ,既有辩证法道理 ,也有宗教热情。费希特所阐述的道德宗教之理念 ,维护了人在信仰宗教时理应具有的尊严 ,对西方后来的宗教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新进展——记“中日佛教学术会议”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任继愈教授为首,杜继文(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曾文(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等五位中国学者,应日本《中外日报》社社长本间昭之助先生的邀请,赴日本京都参加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象这一次专门由两国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开学术会议,在中日复交以来,以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因此,这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论西周对近代日本哲学的贡献及其实证主义的立场

《哲学研究》1978年第4期发表了陈元晖同志的《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一文,读后使我想起了日本明治初年的西周其人。因为西周和严复有许多共同之处。陈文指出严复是“中国第一代实证主义者”,是“最早介绍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到中国来的一位学者”,而西周呢,他也是日本最初的一位实证主义者,也是把西方哲学思想介绍到日本来的第一个人,他们二人都对东方封建思想进行了摧毁性的挑战,起了进步作用。但同时他们却也都散布了“不可知论”、“信仰主义”,为宗教开了方便之门。谈到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是一致的。严复大肆鼓吹斯宾塞的“平稳进化论”与“平衡论”,     

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近代中国关于日本佛教在华传教权的争夺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对日本利用佛教对华进行文化侵略,还很少有人涉及到,特别是对由此而引起的中日两国关于日本佛教在华传教权的争夺,史学界几乎无人问津。本文拟根据所能掌握到的材料,对这场争夺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国家,而且它所利用的宗教也和欧美国家不同,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日本固有的传统宗教,而是古代从中国流传到日本     

冯友兰的宗教观探要

作为近现代一流哲学大师的冯友兰先生对宗教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无论是对宗教本质、特征与作用的看法,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关系、对儒家宗教性的看法,还是对宗教、哲学与科学三者关系的看法,对近代科学与基督教的论述,对祖宗崇拜以及对佛家与佛教、道家与道教的精彩论述,都体现出他对宗教,特别是对中国宗教的深入把握与独特贡献.     

刘勰为什么肯定“般若绝境”

刘勰所用之“般若”虽来自印度佛教逻辑,但从《文心雕龙》篇章中内容上看,却与佛教没多大关系。刘勰是从其哲学本体上肯定般若学在对待“有”、“无”关系上的基本态度的。刘勰的哲学受魏晋玄学尤其是王弼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无”是哲学之本体,但亦不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王弼主张以有训无、举本统末,与王衍、何晏为首的贵无派完全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和以裴■、郭象为首的崇有派完全否认“无”的本体意义的观点都不同。而般若学所谓六家七宗等各派,虽观点有分歧,但在对本末有无问题上却基本一致,他们都不像何晏与裴■那样偏执一端,完全否认“有”或完全否认“无”,而是如王弼那样,既肯定“无”为根本,也不否认“有”的存在与价值,这正是《文心雕龙·原道》中所表现出来的刘勰的总的哲学观点,所以他才肯定“般若之绝境”,而不是团于宗教门户之见。     

《都鄙问答》与石田梅岩的哲学思想

石田梅岩是日本近世庶民哲学家,是石门心学的始祖。研究梅岩的思想,离不开研究他的原著。《都鄙问答》是根据他每天回答人们的疑问所作的粗略手稿写成的,包含了有关梅岩哲学思想的大部分。《都鄙问答》阐明了梅岩有关“俭约”、“精业”和“忠孝”的哲学思想,在日本社会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日本思想史、日本经济史、日本教育史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论梁漱溟的“儒”“佛”会通观

梁漱溟是我国早期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信奉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不管是哪一种选择，他都走得坚定而有力。他认为儒家和佛教在本质上都是为解决人世问所面对的困惑和苦难，在生命的终极关怀意义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援佛人儒”是可能的，是行得通的。梁漱溟是徘徊在“佛”“儒”之间的智者，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和色彩，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体仍是儒家的。本文试图对粱漱溟的文化思想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主要包括其人其思想，而侧重点则在于他对“儒”“佛”的选择。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