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探究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增加从打击日渐猖獗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方面极具合理性。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研究是针对我国刑法体系中行贿罪研究的缺失而提出的。通过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入刑的合理性以及在本罪的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关于此罪规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针对种种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使得本罪的相关规定更加的完善,整个刑罚体系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     

论洗钱罪的几个问题

洗钱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之一.对于我国控制洗钱犯罪以及在控制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洗钱罪的规定尚有不完善之处.本文从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洗钱罪主观方面"明知"程度进行界定,以及对洗钱罪主体范围进行讨论等几方面,对完善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影响公职人员下游洗钱方式的因素分析

在实地调研两个地级市近3年530个犯罪案例信息的基础上,对公职人员处置不法资产方式的影响因素及其以洗钱方式进行不法资产处置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上游经济犯罪类型对下游洗钱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差异;个人成长环境中的受教育程度、所在级别对下游洗钱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差异;不法公职人员的暴露途径和工作年限对下游洗钱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差异。     

洗钱犯罪研究

洗钱犯罪是最典型的"国际犯罪",它不仅扰乱了各国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腐蚀了各职能部门的人员,更促使了"上游犯罪"的发生.目前,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于贩毒、黑社会、恐怖活动、走私四种特定的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提供资金账户等方法掩饰、隐瞒这四种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犯罪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我国应建立配套金融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系统和相关机构在反洗钱中的预防作用,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加大对洗钱犯罪的处罚力度.     

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行为的内因探析

我国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呈现出主体高职位化的发展趋势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腐败犯罪的人数越来越多。腐败犯罪动机和变形的需要结构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力 ;歪曲的价值观、颠倒的利益观、畸形的权力观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     

转型期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成因的一般考察

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更加突出,考察分析其成因有助于防范和打击腐败犯罪.授权关系和权力失衡是腐败犯罪的政治学基础,表现形式是权力放租;社会转型和经济双轨制是经济背景,商品交换原则侵蚀政治领域引起以权谋私;公职人员受到传统权力本位观和人类本性的制约,个人价值观与理想信念发生扭曲是腐败犯罪的心理成因;而法制、人事不完善和监督缺失使得他们敢于和能够实施腐败犯罪.     

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以世界反洗钱法律规范为视角

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有着特定的关联。泛滥全球的毒品犯罪以其非法暴利的特征而成为上游犯罪的首选,并对其他洗钱行为入罪产生关联,使得对上游犯罪范围确认上产生了困惑。世界反洗钱法律规定中依照范围大小对上游犯罪进行分类,尤其自“9.11事件”后,上游犯罪被扩张至极限,这又使得其功效与正当性发生了动摇。有鉴于此,我国相关立法应注意协调、统一,并适度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     

关于受贿罪主体之重构

结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状况,"公共服务"应纳入到对"公务"范围内的实质解释中;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主体的表述应由"国家工作人员"修改为"公职人员";以根本解决我国针对受贿犯罪的刑事立法和解释被动应对的局面的理论构想。     

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以世界反洗钱法律规范为视角

上游犯罪与洗钱罪有着特定的关联。泛滥全球的毒品犯罪以其非法暴利的特征而成为上游犯罪的首选，并对其他洗钱行为人罪产生关联，使得对上游犯罪范围确认上产生了困惑。肚界反洗饯法律规定中依照范围大小对上游犯罪进行分类，尤其自“9·11事件”后，上游犯罪被扩张至极限，这又使得其功效与正当性发生了动摇。有鉴于此，我国相关立法应注意协调、统一，并适度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     

论职务犯罪与共同犯罪

本文在评析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共同犯罪定性说基础上,论述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查明在犯罪过程中是否利用职务之便等问题。作者主张,在职务犯罪中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共同犯罪的定性根据三种情况分别进行:(一)非公职人员与公职人员为职务犯罪的共同实行犯,如果前者利用了后者的职务之便,则两者都定职务犯罪,否则分别定罪;(二)非公职人员教唆、帮助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两者均按职务犯罪定性;(三)公职人员教唆、帮助非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如果后者利用了前者的职务之便,则前者是职务犯罪间接正犯,后者是职务犯罪从犯,否则,两者都是普遍犯罪。     

商业贿赂:原因与对策

从犯罪学或刑事政策的角度,探讨对我国反商业贿赂之由来、商业贿赂现象之原因以及有效遏制商业贿赂的途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世故”、我国垄断行业太多、追求最大化利益、供求关系不平衡是产生商业贿赂的社会、制度、心理、市场原因。而有效治理商业贿赂,必须借鉴国外反商业贿赂经验,综合治理,多管齐下。     

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有组织犯罪以组织性、隐蔽性、智能化程度高为突出特征,所涉及的犯罪领域多、取证难成为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侦查机关广泛运用秘密侦查,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正当性,但同时也侵犯了公民权利,涉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应及时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秘密侦查合法化,在程序运行上对秘密侦查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双重目的。     

公路涉路犯罪行为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公路涉路犯罪行为日渐增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传统的路政管理手段在打击公路涉路违法犯罪行为方面手段明显滞后,而我国刑法在公路涉路犯罪方面的规定又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专门的公路涉路犯罪司法解释,以完善对涉路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     

欠薪入罪,刑法“越位”

欠薪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后,将"恶意欠薪"行为规定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把欠薪问题推向了"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冒然将恶意欠薪行为入刑,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不妥之处,而且存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刑法不应"越位"成为社会管理缺失的补救措施,解决"恶意欠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刑法之外的救济手段。     

论商业贿赂罪的立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上存在不少歧见。在立法模式上,在完备现有形式刑法前提下,有必要兼采实质刑法的模式;在构成要件上,应以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作为保护法益、适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保留“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在刑罚设置上,罚金刑的数额应当参照非法获利数额确定,并增设资格刑种。     

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讨

商业贿赂犯罪包括在刑法所规定的各种与贿赂有关的犯罪之中,一切基于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犯罪,均是商业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案(六)并没有把国有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从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内排除出去。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一个要件有画蛇添足之嫌。     

论过失犯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

在过失犯中采纳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既有实定法依据,也能够解决实务中践行传统过失审查模式所导致的问题,保证归责范围的妥当性。要使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研究的教义学成果在实务中落地生根,必须结合实务案例确定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适用的具体操作指南。首先,合义务替代行为是最低限度的符合全部注意义务的行为。其次,应当区分风险,在假定因果流程中需要考虑的是与行为人所创设风险之实现有关的“关联风险”,而要避免的“结果”必须结合具体的时空关系进行判断。最后,应当判断是否确定能够避免结果发生,在不能确定能否避免结果发生时,应采取风险升高理论;但在避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较小时,可对行为人酌情从轻处罚。     

想象竞合犯罪数评价标准的检讨与重构

通说对于罪数评价标准采"犯罪构成说",而对想象竞合犯进行罪数评价时却偏向"行为说",标准相左的罪数评价导致混乱且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数的全面评价原则。改变理论困境须在罪数评价上真正坚持"犯罪构成说":在法无特殊规定时,保持评价罪数与处断罪数的一致性,即对想象竞合犯评价为数罪,除刑法和司法解释例外规定需要"从一重罪处断"的情形,均应实行数罪并罚。     

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特色及启示

在世界各国的环境刑事特别立法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犯罪与惩治法》极富特色。其所规定的环境犯罪、环境犯罪抗辩事由、环境刑事诉讼程序、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影响量刑的事项、刑法控制污染的其他配套措施等内容针对性较强,值得我国借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应加大刑事治污力度,借鉴新南威尔士州《环境犯罪与惩治法》的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环境犯罪惩治法》。     

我国刑法对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发展及其评价

植物是人类和其他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植物资源的立法保护,尤其是刑法保护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国对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经历了一个由不充分到比较充分、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发展的每一步,都有成功和不足,经验有待总结,不足需要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