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

儒道两家本属同源,历史上不断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中国文化中伦理秩序与自然秩序不相隔阂,道德智慧与自然智慧并举。儒家的人文主义中有自然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有人文主义;儒家的道德智慧中有自然智慧,道家的自然智慧中有道德智慧。两者相济相参,并行不悖。儒道之间有批评有争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此而能"合而不同",互为体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兼顾儒家儒教与道家道教之"两行",才合乎中国之"道"之流行的妙谛。儒道双行,包含人文与自然、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的两行兼顾,在人文到自然,自然到人文等的回环之中,找到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儒家哲学是仁爱型人类中心论吗?

认为儒家哲学也是人类中心论的看法比较普遍,但是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其错误主要体现在对人类中心论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理解出现偏差。概念界定的错误主要原因是过度诠释。对儒家哲学内涵的错误理解主要有:对于儒家仁爱万物的理由理解欠妥;对儒家以人"最为天下贵"的理解欠妥;对儒家"爱有差等"的理解欠妥。实际上,儒家哲学的生态智慧以"人——自然"的双向互动为核心,为我们建立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思维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公正理念研究

儒家的义利之辨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宗法家族、国家和天下秩序之稳定的。儒家以诚信为基础的信用规则较之现代信用体系在个体人的德性层面似乎更高,现代信用体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技术层面,它的实质是个体人的诚信德性与制度机制形成双向互动。儒家的礼乐教化的治政智慧源于家族的族规和家教,除了用调均来防止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还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由此出发来解决传统社会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儒家也有类似于契约精神的立信、征信、结信的制度规范。相较于现代契约信用,儒家在"义利与秩序"、"诚信、契约与效益"、"贫富、调均与公正"等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公正理念。     

儒家“敬畏”观之创生

以敬畏之心克制人性弱点,以道德智慧抑制"丛林法则"的极端发轫,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亦是儒家敬畏观氤氲着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儒家敬畏观由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观开其端倪。儒家敬畏观之创生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和道德根基:"万物有灵"的启示、"天人合德"的训戒、"允执厥中"的忠告、"系于苞桑"的忧患。儒家敬畏观为构建中国古代"天下有道"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对后世社会亦影响深远。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成就自身”的智慧:儒家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

<正>一、儒家成就自身的智慧:人的道德自主性和自我反思广义的"儒家智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区分是非、对错的道理理性;二是明辨善恶、好坏的伦理理性。《论语》中谈到的"知"和"智",包括孔子说的"智者不惑"的"智",还有后来所称的"五常"中的"智",可以说同时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但进一步来说,儒家的道理理性和伦理理性具有紧密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尤其是儒家主张的智、明智、明哲主要在于追求伦     

论儒家自然哲学体系的建构

儒家自然哲学是儒家思考人自身所面对的自然界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它以"天"、"太极"、"理"等范畴建构了形上学,以"道器"、"常变"、"知行"等关系确立了辩证法,还包括以"德性之知"、"闻见之知"、"格物致知"等方法为基础的认识论及以强调"天人关系"、"类同情"、"人为贵"等为特点的生态伦理学。它是儒家对人们日常生活中认识、利用、改造自然长期经验积累的归结与升华,是儒家以超越的视角对自然万物本性体悟的积淀,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先秦儒家身体观中的两个功能性概念

儒家主张认知活动有其身体之基础,身体深受社会文化价值所渗透,而且功能性概念正是构成儒家身体哲学的重要支柱。儒家强调"自我"是意志之方向的决定者,肯定"自我"是自由的主体,而且肯定规范源于主体之意志。"化"和"养"是儒家身体哲学中最常用的两个概念,先秦儒家常在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社会平治的语境中,使用"化"这个词汇。在"养"这个功能性概念的使用上,孟子与荀子各自代表一端,孟子的"养气"工夫着重于从"自然"中转化出"文化",荀子则是强调以教化力量、以"文化"矫治"自然"。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儒家中和观及环境伦理哲学启示

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哲学范畴 ,其精义在于执中、求和 ,体现儒家的最高哲学智慧与理想目标。经剔除糟粕、弘扬精华 ,儒家的中和观在环境伦理哲学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 ,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积极意义。     

论中国哲学的中性智慧

中性智慧是中国哲学智慧的主要形式之一.儒道两家有关中性思维方式和中性智慧皆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的中性智慧主要包括"中庸"的实践智慧、"时中"的大局观和"明礼"的实践标准等内容.道家的中性智慧则体现为"道法自然"的核心理念、"无为而无不为"的行为范式和"与时俱化"的生存智慧等内容.积极发掘和借鉴中国哲学的中性智慧对于克服和纠正对立思维和极端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魂魄”“鬼神”与早期儒家祭礼诠释的内在向度

早期儒家基于功能视角对祭祀之道德和社会功能的强调,回答了祭祀"为何必要"的问题,同时,也继承周人祭祀的理性精神,并以魂魄观念和魂气说理解鬼神,回答了祭祀"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同于墨子"明鬼"和民间鬼神信仰强调鬼神的实体与威灵,早期儒家对殷周祖灵观念做了进一步理性化、人文化、非实体化和去威灵化的转化,墨子对其"以鬼为不神"的批评,恰好揭示了儒家祖灵观念的特征。秉持"死而不绝"的生命观和魂魄观,早期儒家认为,祭祖礼仪中鬼神的实质是祖先之魂魄,死后被尊为鬼神,只要必诚必敬地斋戒以祭,基于"气"之感应原理,子子孙孙便可与列祖列宗感通于祭场这一神圣空间中。在祭祀态度与目的上,孔子及其儒家由强调祈福转向强调报本,由强调所信转向强调能信,强调"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祭祀主体本身的努力。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世界中,虽然"事人"优先于"事鬼",但"鬼神得其飨"始终是儒家社会治理蓝图和信仰世界的主题之一。无鬼神的儒家是不完整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平衡。     

不言之教——《易传》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

<易传>是儒家诠释<周易>的作品,其核心思想反映了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哲学.事实上,<易传>是儒家的一部道德形而上学与道德修养方法论的经典,它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真正有智慧和能力的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易传>中包含了儒家的一种以伦理化的世界观和道德修养体验为核心的"元教育"思想.这种"元教育"着眼于"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体验,它不同于作为文化内部传承过程的言传身教的"教育",而是一种指向语言之外的形上之思、道德信仰及其实践智慧的自我修养过程,一种超越了语言的"不言之教".<易传>的不言之教既代表原初意义上的教育,也表征着人类教育所应该遵循的一些根本原则,对现代和未来的教育具有意义深远的启示.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儒家和合生态智慧

生态关乎人类文明、人类生命和国家与民族的永续发展。当前,人类与生态之间存在着严峻的甚至是全面的冲突,这些冲突涉及了人类自我生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冲突、气候变暖的冲突、水生态环境恶化的冲突、沙漠化的冲突、物种大灭绝的冲突以及食品安全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借助儒家的和合生态智慧来解决,儒家和合生态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智慧、敬畏尊重的智慧、仁民爱物的智慧、中和并育的智慧、顺应自然的智慧。在认识儒家和合生态智慧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对和合生态重要性的认识,建构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以及消费模式,同时建构和合生态创新机制体制以及加强和合生态建设教育。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论儒家哲学的为人之本

在延绵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哲学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在儒家哲学中蕴涵着许多人类的智慧、先哲的思索和治国的精要。其中,"世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义为本,义以诚为本,诚以善为本"的"五本"思想,乃做人之根本,对其透析、解读之,会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