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外交方略的转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中国的外交方略发生了重要转变。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就山东问题据理力争,将“以夷制夷”为基础的既定方略转变为诉诸国际法进行抗争;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又通过主动参与国际条约体系、运用国际法准则制衡列强的方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以这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与现代国际政治逐步接轨。     

尾崎行雄和“军备缩小同志会”——以华盛顿裁军会议前后为中心

华盛顿裁军会议前后,日本国内曾出现一股裁军和和平主义的舆论热潮。尾崎行雄和其主导的《军备缩小同志会》可以说是其中主要代表。华盛顿裁军会议有两个目的:一是裁军;一是解决远东问题。也可以说前者是除"害"(放下军备负担),后者是革"利"(返还既得权益)。当时日本的国民舆论大多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既想顺从世界大势,放下军备扩张的负担,又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在这样一种舆论氛围中登场的尾崎行雄的"裁军论"其特征在于站在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为促成支持裁军的国民舆论兴起而避开谈弃"利",只把国民的注意力引导至除"害"一面。这种内部自相矛盾的方法,虽不如主张革"利"的石桥湛山的"殖民地放弃论"彻底,却可以启发大多数国民觉醒,引起其对军阀、军国主义的警惕。尾崎此论至少在华盛顿会议前后,在日本造成了一种广泛的、有影响的批判军国主义的舆论力量,显示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达到了一个可贵的高度。     

留美学生与华盛顿会议

留美学生密切关注华盛顿会议,积极向国内通告信息,反对直接交涉,监督政府代表,反驳不利国际舆论,并博得了国际舆论一定程度的同情与支持.     

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衰败原因共性分析

从1648年第一个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到以苏东巨变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生成,国际社会历经几个大小,形色各异的国际体系,在这些国际体系的交替演变中,本文仅从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衰败的原因进行共性分析,总结出科技的发展、不可逆转的社会历史潮流以及体系内的维护机制的约束性的缺失是造成两大体系演变的重要原因。试图为研究如何使现行的国际体系有效运行的学者提供一个分析的视角。     

冲突与协调：美国海权崛起与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1890年马汉海权论的发表,彻底颠覆了美国传统的海权思想和海权战略,美国海权战略开始由“近海防御”转向“舰队决战”,全力追求世界海权强国地位。此后三十年间,美国海权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海军舰队的迅速扩充,对外贸易和商船的飞速发展以及海外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建立三个方面。美国海权的快速崛起,不但导致美国与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英国的矛盾和冲突加剧,而且激化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新兴海上强国的矛盾和冲突。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列强在海军实力、对外贸易和海外基地等方面进行磋商和协调,达成了一系列协定和协议,从而形成了正式认可美国世界海权强国地位的华盛顿体系,在世界海权格局中美国海权最终实现了和平崛起。     

王宠惠与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外交合作－－兼议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

王宠惠与顾维钧都是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二人有相似的求学、从政经历,对民国的政治尤其是外交颇多建树.二人共同参与了民国的多项外交决策,结下了近五十年的友谊.本文将通过对二人家事、求学、从政、交谊的简单梳理,分析二人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外交表现,以期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形成作一初步探索.     

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对待山东问题的态度

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山东问题,英国对日本的态度是既“遏制”又“协调”,改变了在巴黎和会上一味充当日本“帮凶”的错误做法。“遏制”的一面体现在:要求日本向中国归还胶州租借地和铁路;所有日军和日本警察从铁路撤退;胶州租借地国际化;日本同意国库券赎路的方式。“协调”的一面体现在:在铁路人事问题上,要求中方对日本让步。      

开罗设想的构建和解体——二战期间美国远东国际体系构想的演变

美国的开罗设想旨在远东地区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美国为主导,以中美合作为基础的远东国际体系。这种构想开始于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后,典型地体现在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中,解体于1945年雅尔塔协议的签订。中美两国在二战间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中国抗击侵略的巨大力量、战后中国潜在的政治价值,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美国认为,击败日本以后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安排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比其他任何大国都有更多的利害关系。但在中国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双重影响下,美国对远东国际体系的构建经历一个从开罗设想到雅尔塔体系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毛泽东美国观的初步形成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一个持续批判的过程,他对美国的认识也由"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发展到"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从而揭示了美国"对内由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对外实行侵略和扩张的"帝国主义本质".这是毛泽东美国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蒋梦麟、余日章与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因关系中国前途甚巨,蒋梦麟、余日章在政府外交饱受怀疑情势下受国内民间团体所推,亲赴美国宣传中国民意之所在.华会期间,他们及时向国内传递华会信息,联络各省区国民代表、华侨、留学生以一致行动,监督北京政府代表,拜访美国社会名流,反驳不利国际舆论,反对直接交涉与借款赎路,种种努力虽未改变外交败局,但仍然一定程度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     

文化与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

近年来 ,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 ,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这大大有利于人们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和说明。从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的形成、发展及实施的情形 ,以及这一战略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点 ,可以看出战后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有计划、有目标、有具体实施手段的对外文化战略 ,它扎根于美国的历史经历、信念和国家神话之中     

华盛顿会议前英国对待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等列强不同意中国提出的修改关税的要求,只同意中国实征关税5%;在巴黎和会前她甚至不愿意落实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列强同意的中国实征5%关税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她漠视中国修改关税的呼声;在华盛顿会议前她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借口,继续置中国的敦促于不顾,反对中国立即修改关税。      

欧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立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欧盟发展“Galileo项目”和美国推动GPS的现代化均有相应的立法支撑.欧盟现行的法规中主要规定了Galileo的管理机构、财政预算和政府采购问题;美国的立法除了界定政府部门在发展、维持和应用GPS方面的具体职能外,近年来开始关注LightSquared公司干扰GPS的问题,以及与地理定位信息相关的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借鉴欧美的先进经验,未来的中国北斗导航系统立法至少应考虑以下问题：立法体例、管理机制、兼容性与互操作、政府采购、非歧视原则、抗干扰、隐私权与个人数据保护和国际合作.     

英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对中国关税问题的态度

在华盛顿会议上,在提高中国关税方面,英国提出的有条件地增加关税的要求得到满足。北京政府要求立即增加中国关税以摆脱财政危机,没有成功,只是得到了增加关税至实际上的5%,附加税2.5%,奢侈品附加税最多不超过5%的承诺。这比以前关税只征收实际上的3.7%是一个进步。新增的2.5%的关税附加税由九国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控制,北京政府仍不能自由支配。但英国等列强未能利用修改中国关税的机会控制中国财政。      

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特点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国会议员的政治行为具有独立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进而影响着美国总统制定对华政策的权威性、连贯性和统一性,使中美关系的发展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同时也为我国把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提供了有利"平台"。当前我们应重视对美国国会议员政治行为的对策性研究,建立美国国会议员数据库和议员行为反应预警机制,探讨影响美国国会议员行为的最佳途径,以加强我国外交决策的主动性。     

试析1933-1937年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均势外交——以苏联因素为中心

1933-1937年,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对日、对华政策上保持克制,不公开刺激日本,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有限地促进苏联力量的增长,利用苏日矛盾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此举就是要在苏日之间精妙地玩弄平衡,以此推动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使美国得以实现其门户开放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在表面静观其变之中又存在着积极影响远东局势的因素,其实质是"均势外交"。     

从进攻性的心理战到渐进的文化渗透--评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宣传政策的演变

进攻性心理战与文化渗透是冷战初期美国对苏东地区的两种不同策略,民主德国骚乱暴露了心理战的内在矛盾,美国不得不改弦易辙,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松动的情况下,转向了文化渗透演变战略,波匈事件后这种演变战略完全定型。1958年美苏双方达成的文化协议奠定了美国对苏东地区文化渗透的合法基础。此后文化渗透战略被美国历届政府延续下来,最终在苏东剧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的确立、发展与问题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美国的开国元勋设计了总统选举人团制度。但这一制度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实践不久便引发了1800年选举危机。为了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第十二条宪法修正案》应运而生。此后两百多年,选举人团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宪法中的规定与选举现实开始出现矛盾,彻底废除这一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国会至今未对选举人团制度做第二次修订。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