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论周敦颐对《中庸》的诠释

虽然《周易》与《中庸》在周子的体系建构中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有所不同。其中《周易》在周子的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本体论的作用,如他以"太极"作为"诚"的依据,而《中庸》则在其体系中主要起着建构心性论与工夫论的作用。如从心性论上说,无论是"诚者,圣人之本"还是"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主要都是以《中庸》为基础而进行立论的。从工夫论上说也是如此,"立诚"与"至中"的修养工夫显然是基于《中庸》而立论的,而"主静""知几""立志"都是围绕"诚"而进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中国哲学“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诚",在《中庸》中它居于核心地位,至宋明甚至被看作极顶字。对于心学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至诚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远非《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之所指。诚是心灵活动中一天人的枢纽,自诚明,则知性而知天,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向学而力行,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生灭门。儒家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兼修。就个体而言,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亦即合内外之道。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中庸》政治哲学略论

《中庸》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纲。《中庸》从形上之道的角度系统总结儒家政治思想,天道“中和”,是其核心政治价值;人道“诚明”,是对政治主体的规范;政道“位育”,是其社会理想。将天道、人道、政道融会贯通,载道以入政,修德以化政,力行以成政,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人治政治哲学。     

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中庸》“诚”思想的诠释及其当代价值

《中庸》是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诚”既是最根本的哲学范畴,又是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更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桥梁与纽带。“诚”是整个儒学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庸之道的基础和保证,也是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在当代社会环境下,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庸》“诚”思想对于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庸》成书问题的逻辑考察

有关《中庸》成书问题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中庸》作者与文本结构两个方面.《中庸》通过对"中庸""性""诚"诸概念的阐发,证明了全篇内容的完整性.首章点明天道与人道;第二章到第十九章引用孔子对"中庸"的看法,为下文抒说己意做铺垫;第二十章至最后一章揭明"诚"的内涵与作用,既是对首章的呼应与升华,也是对"中庸"部分的整合与延伸.《中庸》与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是同一思路,属于思孟一系的作品,是子思所作的一篇完整论文.《中庸》的出现,既是儒家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回应时代变化的需要.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李翱复性学说及其思想来源

隋唐以降,在佛道的挑战之下,儒家学说在心性论方面处于劣势。李翱于是提出复性学说,试图通过对儒家原有典籍《中庸》、《大学》、《易传》和《孟子》等书中有关思想的重新阐释,构筑起一个儒家心性论体系,与佛道相抗衡,他认为人人皆有与圣人一样的至善本性,凡人只是由于情欲遮蔽了本性才没有成为圣人。只要人们停止思虑,灭息妄情,复归本性,就能达到诚的境界,成为圣人。他的复性学说是吸收佛教和道家思想改造儒家心性论的一个有益尝试。     

人何以成圣?——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

在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何谓"圣",圣就是"诚",与天地与本体合而为一。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士与贤通过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周敦颐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八种《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传《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试论周敦颐对《中庸》“诚”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周敦颐“诚”的思想来源主要是《中庸》。他依照《中庸》的模式,对诚做了深入的阐述,在儒学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周敦颐“诚”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发微

《周易》将"诚"的思想衍化为形上之境界层次,而先秦诸子时期对"诚"的论及多涉及侧重于"行"的方面,而后周敦颐又将"诚"提拔至道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互通.且周敦颐对儒家经典《周易》极为推崇,其"诚"的思想也多来自对《周易》的发微,他在对《周易》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赋予了"诚"新的意义.《周易》中的"诚"之动静的规定性来自于对《周易》卦辞与义理的阐发,"诚"的两种修养方法亦鉴于《周易》所提倡的内在修养方法.周敦颐更承袭《周易》形上之境界形态,使"诚"上达天命、下立人极,可见《周易》对周敦颐"诚"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起到十分必要的作用.     

“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探析——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

学界对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多有研究,不过从张载思想结构来考察则不多。张载构建的太虚与气体用不二、体用相资关系体现了对《易传》气化万物以及万物之性伴随气化万物的过程而产生观点的发展,同时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的"天→人"的下行路线实现了天道与人性的合一,即实现了太虚与人性的合一。张载思想"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之间体现出逐步深入的特点,它们对张载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简书《性自命出》所论之“道”

《性自命出》所论述的主题是"道"。这个"道"因为其可"道",故为"人道"。此"人道"始自"人情"出自"天道",终于"义"回复于"天道"。"道"此"道"之方为"教",圣人设教,制礼作乐,终成其"治道"。故《性自命出》之"道"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圣人之治道。至于简文中所出现的对"心、性、情"等的论述皆是服务于此"道",从对"道"的论述上来说,相比于传世文献,《性自命出》并无多少独特之处。     

“不诚”之“诚”———由理雅各对孔子的质疑所引起的“诚”问题讨论

理雅各是17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经典进行了系统翻译,他所翻译的文本,成为中外学者再翻译中国经典的借鉴,其影响力至今未被超越。在理雅各对《论语》及孔子的译介中,有一个问题十分特别,即他对孔子为人是否"诚"的追问,这在尊孔子为圣人的中国人眼里感觉新鲜而扎眼。理雅各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某些访客"辞以疾"又"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的做法,质疑孔子是否"虔诚"、"真诚"。我们可以由此探讨中外研究者对孔子"诚"问题的不同解读,深入对"诚"范畴的古典含义、中西差别的认识,考察圣人的"诚"与一般人对"诚"的理解有何差异,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佛道回流,还是经学势然?——《中庸》升经再论

《中庸》原为《礼记》之一篇,南宋以后成为"四书"之一。在《中庸》由"篇"升格为"书"的过程中,佛道人士早在宋代儒家之先已对《中庸》进行了广泛关注和大力提倡。据此,学界引申出一种《中庸》"回流说",即《中庸》是从佛道回流至儒家的。但"回流说"没有或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众多,佛道何以单单抽取《礼记》之《中庸》加以关注与提倡呢?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前述"回流说"忽略了《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中庸》升经的经学史背景,是指随着《礼记》的经学地位不断提升,《中庸》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正是在这样一个经学史流变的背景下,南朝的戴颙、梁武帝等佛道人士在"格义""清淡"时,或中唐的儒家士人在行文作赋时,才会把既具有崇高经学地位又具有普遍义理的《中庸》作为关注与提倡的对象,进而也才有了两宋以后的《中庸》升格为经。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儒教三典论略说

大陆新儒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宗教的角度描述其历史文化功能,探索其现实意义定位。这自然要对相关的神学问题做出理论阐述。本文即依托《易传》、《中庸》和《大学》三部经典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作者认为,宋以来的"四书系统"是以人格养成为动机目标建立的道德哲学,在思想格局和文本诠释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并尝试提出了一个以天为中心的宗教的神学系统:《易传》言天道,《中庸》论性命,《大学》说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