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断裂”与“重构”：资本转换视角下水库移民的精准脱贫

以南水北调外迁移民安置区“平凡的”SW新村为例探索水库移民群体精准脱贫之路,研究发现资本转换路径通畅与否是移民群体精准脱贫的关键,主要体现在搬迁之初移民群体次生贫困和介入性贫困问题难以解决是由生计交换子系统脆弱性与生计断裂共存以致移民群体资本转换路径受阻引起。SW新村以8年时间实现精准脱贫的关键同样在于多方努力下资本转换路径的重构：通过自然交换升级打破传统农业路径依赖;政府提供市场转换条件实现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得以向物质资本转换;社会交换挖掘移民传统文化中优势文化资本清除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的障碍;运行良好的资本转换活动“倒逼”制度分离的“交换层面”被打破,形成微观与宏观互动良性循环。     

国外女性贫困研究及对中国减贫的启示

发展中国家女性贫困问题和女户家庭(女性为户主的家庭)贫困问题业已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对女性贫困产生的原因、女户家庭贫困的类型细分及其脆弱性等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当前为我国脱贫攻坚关键期,女性贫困及女户家庭贫困问题研究成果对扶贫对象瞄准、减贫措施精准等具有参考价值。     

缓解还是加剧：政府补贴对贫困农户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意味着农村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下阶段仍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各项工作。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农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研究政府补贴对贫困农户脆弱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贫困农户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的增加会显著缓解贫困农户的脆弱性;政府补贴与脱贫农户脆弱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府补贴的增加会显著加剧脱贫农户的脆弱性;政府补贴会通过降低脱贫农户自主创收的积极性来加剧其脆弱性。鉴于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建立科学监测机制,合理运用政府补贴的减贫功能应对零星的返贫与新增贫困问题,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发生;对脱贫农户的后续帮扶应以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生计类帮扶为主,帮助其构建可持续生计框架,审慎使用并适当减少对其直接转移性资金补贴,避免产生适得其反的帮扶效果。     

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

全球化、高科技、高风险的社会特征给城市居民家庭带来巨大风险冲击,其贫困脆弱性问题值得关注。贫困脆弱性是指因风险冲击而使得家庭或个人未来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的概率或可能性,在反贫困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CFPS数据对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识别其中的影响因素,这是进行前瞻性政策设计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发现,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户主年龄、就业状态等维度呈现一定的特征分布。总体而言,有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家庭属于贫困脆弱性家庭需要政策的干预。文化程度、生活支出、家庭资产、地区、重要事件、婚姻状况、就业状态、社会保障、社会关系等是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尤其要重点关注收入变动性贫困脆弱性。可以通过兜底保障、风险缓解、能力提升及行动改善等手段来消减城市居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     

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深入分析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巩固现有脱贫成果及防止未来返贫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陕西省吴起县2013-2015年农户调查数据,测度了家庭贫困脆弱性,并利用OLS模型及多分类logistic模型验证了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 显示:社会资本每提升1％,农户贫困脆弱性平均降低1.1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     

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社会支持网的缺失与建构

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是城市贫困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现行法律、社会、文化等原因,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社会支持网缺失,通过培育先进性别文化、完善法律制度、执行社保政策、建立互动式社会支持网等手段,能构建起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的社会支持网,实现这一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研究——以云南禄劝县旱灾为例

农户贫困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农户自身生计资产又能有效抵御这种灾害所带来的风险。针对西南地区2009年遭遇的60年未遇的严重旱情,在回顾相关文献基础上,以国家级民族扶贫重点县云南禄劝县为例,对自然灾害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关系进行研究。从风险因素和抵御风险因素两方面对禄劝县各乡镇2009年旱情与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因子分析,实证得出结论：禄劝县贫困脆弱度较高,保持水土,增加绿化面积和提高低保农户比重可以有效地抵御旱情风险、缓解贫困。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

基于甘肃、陕西省农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社会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量对农户多维贫困具有显著缓解影响。在社会资本的4个维度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状态,而社会声望、社会网络则会显著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状态,反映出社会资本不同构成对农户多维贫困状态的影响具有方向不一致性。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为汉族、户主家庭中男性劳动力更充裕、户主所在村是扶贫移民村的贫困户,其多维贫困缓解更显著;而户主家庭人口规模较大、户主从事农业生产时间较长、户主所在村庄自然灾害越严重,则不利于其多维贫困缓解。     

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贫困脆弱性的评价——基于生计资本考察

通过调查问卷获取调查对象——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数据,然后采用综合指数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5种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指数的个体数据,再以这些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对贫困脆弱性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确定这些生计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贫困脆弱性。实证发现所有类型的生计资本都和贫困脆弱性是负向因果关系,其中,最有效的减少贫困脆弱性的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其次是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的作用较小,金融资本的作用则基本可以忽略。政策建议:一是降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投资实业的成本;二是降低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     

SBS排布冻存管自动开关盖机设计

以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研究目标,基于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使用甘肃2016和2021年两期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户在脱贫前后生计资本、暴露风险与生计脆弱性的变化。就农户的生计资本来看,在精准扶贫后有了较大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维度的提升幅度较大,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增长幅度高于非贫困户,二者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就农户的风险暴露来看,健康风险和自然风险有所下降,但市场风险和突发事件有所上升;就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农户处于较低脆弱性位次,但有近8.43%的农户脆弱性程度比较高,属于易返贫人群,应高度关注、及时预警,并制定一系列精准应对措施。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