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资源诅咒”的假说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这一命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完全成立,自然资源是否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仍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从发生和未发生"资源诅咒"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人力资本投入和产业结构三方面论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解释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     

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在论证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诅咒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制约资源诅咒现象的经济因素。通过模型的构建和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另外,实证结果还揭示了金融支持作为缓解资源诅咒重要途径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的硬约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实践都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长期滞后性和作用间接性,以及传统物质资本发展战略的误导等复杂原因,导致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结果造成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严重匮乏,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的稳定性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东部低、中西部高"的区域经济增长新格局。中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资源使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明显,受益于区域经济战略的调整以及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巨大空间,中西部地区将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的长期性使东部地区进入低速经济增长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具有稳定性。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传导要素萃取与“资源诅咒”中介效应研究

针对"资源诅咒"测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再剖析,找出学术界对"资源诅咒"的质疑以及质疑中仍未解决的问题,即"资源诅咒"分析中指标选取的科学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度可以更好地替代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我国油气资源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产业空间集聚度的区域经济增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假说检验,并萃取显著传导要素,分析其对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传导作用。借鉴B-K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构建"资源诅咒"传导机理的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明确"资源诅咒"的测度指标与传导要素变量的具体关系,挖掘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绘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模型。结果显示：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物质资本投资和制造业发展对于上述"促进"关系存在遏抑作用;技术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储蓄能力对于上述"抑制"关系存在缓释作用;在"资源诅咒"效应的抑制方面,应该着重发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居民储蓄能力等要素的调节作用。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从人力资本视角论西部跨越式发展

随着对经济增长研究不断深入,人力资本被认为与资本和自然资源同等重要。在实施西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应在推进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把人力资本开发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主要讨论西部地区采用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人力资本因素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及作用。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川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存量基础非常薄弱,发展所需的资金资源也面临短缺。要在2020年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四川GDP年均增长须接近10％。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省资源供需矛盾将日益突出,并成制约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外延式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内涵式经济增长。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由主要依赖物质资本向主要依赖人力资本转变。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可导致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在既定的要素投入条件下,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或在既定的产出条件下,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减少。这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资本的高效利用。     

内蒙古资源诅咒问题研究

内蒙古经济在进入2000年后飞速增长,连续几年在全国各省GDP增速中排名第一位。鄂尔多斯、包头、乌海市是内蒙古通过资源开发而快速摆脱贫困、取得巨大发展的典型城市,但资源的过度开发可能对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以及制度产生影响,以致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基于"资源诅咒"理论,对内蒙古资源型城市发展带来的新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在充分肯定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指出在可持续发展中出现的产业结构单一、固定投资偏多、人力资本投资偏少和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提出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教育投入等建议,并希望这一问题的研究对其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农业中技术与人力资本挤出问题研究

本文以技术与人力资本在农业资源要素流动和集聚过程中的规模效应和收入为线索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经济中技术与人力资本的挤出过程与机理、作用与后果进行了研究.其中的机理性研究与揭示是本文工作的核心与重点.通过深入的机理分析,本文工作指出农村的教育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制度是决定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条件.本文提出的"规模效应"概念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生产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和聚集性,二是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本这种无形资源和要素的积累与内生化.     

管理提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与现有文献多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研究劳动生产率增长问题有所不同,本文基于2015~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就管理效率这一重要的微观因素对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运用OLS、PSM和IV等估计策略,本文研究发现:管理效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管理效率每提升10%,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约为14.2%。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与"低管理效率"分组企业相比,"高管理效率"分组企业在人力资本质量、物质资本质量、产品质量竞争力、内部知识分享等方面表现更优,上述4个因素是管理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本文旨在从"资源错配和生产率"框架下识别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量化其资源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测算框架,引入中间投入品,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高速公路建设数据,实证探讨了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对3种要素扭曲(资本扭曲、劳动扭曲以及中间投入品扭曲)的纠正程度,并进一步测算了要素优化配置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惊人,2001～2007年每年平均高达13.23%。总量生产率提升渠道主要来自矫正劳动投入扭曲和中间品投入扭曲两个环节。高速公路建设通过优化中间投入和劳动投入带来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分别为4.39%和9.80%。(2)总量生产率的提升与高速公路建设优化要素配置有关,稳健性分析表明企业距离高速公路的距离每降低10公里,可以矫正中间投入扭曲2.33倍,劳动投入扭曲15.17倍。这些矫正提升了企业平均规模,使得过小企业能够发挥规模经济,过大企业抑制规模不经济。(3)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应有很强的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东部;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总量生产率提升效应最大;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大于大城市;轻工业和资本密集型的提升效应分别大于重工业和劳动密集型。本文研究有助于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区域协调发展效应,对我国今后进一步开展高速公路建设方向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传导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提出了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假说,采用Global Malmquist指数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算.结合2005年~2017年中国30个省市数据,采用两步GMM工具变量法对消费需求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进行检验.研究表明:1)总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2)总物质型消费、城镇居民物质型消费及农村居民物质型消费均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起到部分中介效应;3)由于物质型消费的挤压,总服务型消费、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抑制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但研发投入遮掩了这种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服务型消费受农村居民物质型消费挤压有限,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且研发投入具有部分中介效应;4)进一步研究发现,现阶段产业结构高度化对总消费水平、总服务型消费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起着积极调节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总服务型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集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

<正> (一)研究框架、模型设定 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一方面,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利用传统的C-D生产函数,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的内部因素内生到生产函数之中,得到:     

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的分析

本文在大量调查问卷基础上,以江苏省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微观行为方式层面考察了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品牌、企业家背景、人力资本、行业与地区相关因素,企业规模与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呈现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而且存在"门槛效应"。集聚效应在现阶段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非但没有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出口因素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复杂影响效应,表现在创新活动随着出口比例而发生非线性变化,呈现出"俘获"效应。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产品更新与升级换代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验证了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差异与特有的人力资本竞争机制,以及它们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政府补贴、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以2005年~2014年中国内地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资本投资取向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显著负相关,股权投资不具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而技术投资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2)相较于中央和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不利影响最大,尤其是获取了高额度补贴的地方国有企业;3)适度的政府补贴才能最好地释放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果,补贴额度过高时,地方国有企业的技术投资未能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显著提升;4)地区市场化水平不仅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政策下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削弱了地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与股权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理解导致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本投资活动成因.     

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及中国应用

对于资本账户不同子项目开放顺序如何安排,是中国资本账户加速开放进程中亟待解决的议题。基于Guisinger和Brune(2017)所构造的资本账户开放分类数据库,本文采用线性门槛模型,在经济增长框架下分析全球112个国家(地区)在1970～2004年期间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的经验规律。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各子项目在初始人均GDP、制度质量上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信贷的流出和流入、资本市场的流出的门槛值相对较低,可以较早的开放,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资本市场的流入的门槛值相对较高,开放的顺序靠后。房地产子项目的门槛值水平最高,意味着其最后开放。基于以上发现,本文进一步讨论中国的自贸区资本账户开放试点安排问题。     

要素重新配置型的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型"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和机制,我们的分析框架可以较好地描述中国诸多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解构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经济学逻辑,帮助我们理解制度质量在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强调了增长背后的两种主要推动力,一是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它是基于要素重新配置的增长动力,影响这种动力的主要因素是金融约束。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制度质量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完成要素重新配置型的经济增长。二是长期经济增长动力,它是基于国家基础能力发展的增长动力,任何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都离不开国家基础能力的提升,制度质量是国家基础能力构建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