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文章通过构建能够合理测度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建立数据包络模型,对安徽省2005—2014年16个地级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效率分析,对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对安徽省如何有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建议。     

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单纯的城镇化发展已不能满足现在的发展要求,新型城镇化应运而生。为客观评价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完全客观地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对中部六省2006—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深入分析各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来看,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最好,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他五省发展过程都不理想,整体呈下降趋势。第二,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湖北省最好,河南省最差。第三,各省新型城镇化有其各自的发展特点。因此,各省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找对策,发展各自独特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山东创新型省份建设中创新驱动力的综合评价分析——基于华东六省一市的比较分析

创建创新型省份的核心在于提高创新驱动力,以创新驱动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设计创新驱动力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模型,对华东六省一市创新驱动力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发现：我省创新投入不足;高层次和企业创新创业人才紧缺;自主知识产权尤其是发明专利不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力度还较弱.未来山东省应加快完善开放型区域创新驱动体系;以自主品埤带动自主创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进一步增强创新动力和活力;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     

湖南省域及其市(州)城镇化质量评价——基于熵权法的模糊物元综合评价模型

从经济、社会、空间、城乡统筹四个维度选取了23个指标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于熵权法模糊物元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对湖南省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基于2000―2011年湖南省总体数据及其14个市(州)2011年的截面数据分析表明:2002年之后湖南省城镇化质量成效显著,其中,经济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平稳上升,社会发展质量和空间发展质量迅速提高。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前五位的是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和郴州市,排名末五位的永州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和邵阳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统筹三个方面领跑于全省其他市(州)。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山东的证据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19年山东省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增长态势强劲;耦合协调水平时序演变稳步向好,从中度失调实现了初级协调;相对发展水平演化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四个阶段;驱动因素中,政府能力、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信息化水平为阻碍因素。     

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31省(市、区)的实证分析

开展农民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各地区的比较结果表明：各省之间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差异很大，总体上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对偏低。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职业教育观念正逐步转变，参与程度呈增长趋势；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在制定农民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时，要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权衡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因地制宜并兼顾效率与公平。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云南省各州市城市发展质量的统计综合评价分析——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从人口质量、经济质量、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和统筹城乡质量五个方面构建云南省城市发展质量统计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针对云南省各州市及六大城市群进行统计综合评价分析。研究表明,除省会昆明以外,其他各州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普遍偏低,并且各区域内城市发展极不平衡。最后,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探讨云南省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云南省各州市城市发展质量的统计综合评价分析 ——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从人口质量、经济质量、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和统筹城乡质量五个方面构建云南省城市发展质量统计指标体系,运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针对云南省各州市及六大城市群进行统计综合评价分析。研究表明,除省会昆明以外,其他各州市的城市发展质量普遍偏低,并且各区域内城市发展极不平衡。最后,根据综合评价结果探讨云南省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南省2011—2021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算各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探讨两者的时空耦合协调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实现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的跨越;各市（州）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除株洲和湘潭基本均衡发展外,大部分市（州）的新型城镇化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长沙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长期滞后,其他市（州）新型城镇化滞后;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会显著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     

中国空间城镇化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证据

城镇化进程应当是空间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统一,当前的实践和研究多偏重人口结构而忽视空间结构,与建立在单一户籍测度指标上的人口城镇化不同,空间城镇化要求从农村属性的管理空间向城市属性转变。通过分析2002-2017年我国各个省份空间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发现,我国总体空间城镇化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较低的空间城镇化水平已成为制约我国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因素。根据空间与人口城镇化的匹配程度,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区域类型分为失调型、匹配型和异常型,区域的空间城镇化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表明,产业多样性、市场潜能、财政收入对于提高空间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作用,而人口城镇化速度、区域土地价格以及内部经济差距则具有负面效应。未来应坚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协调推动,探索新的健康经济发展模式为空间城镇化发展提供支撑。     

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10县(区)40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10县(区)40村农业户口居民的抽样调查,构建logistic模型定义了17个解释变量,对农民城镇化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的性别、进城工作意愿、子女入学条件、放弃耕地意愿、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意愿等与农民定居城镇的意愿呈正相关;而其年龄、目前生活状况与定居意愿负相关。影响农民迁徙定居的主要因素是耕地和宅基地问题以及进入城市面临的就业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问题。     

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评价——基于辽宁1985—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之一,包含着社会、经济生活等诸多内容,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抓手。现代物流业是融合了运输、仓储等行业的复合型产业,其发展状况也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化与否的重要标志。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提升了物流业水平,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物流系统的有力支撑,两者的协调性直接影响到各自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通过利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的概念、因子分析方法和STATA统计分析软件,构建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协调度的评价模型,结合1985—2012年辽宁物流及城镇化发展数据,进而对两者间的协调性进行综合评价,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建议。     

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的比较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耦合协调推进可以助推青岛市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构建反映“以人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及反映“压力-状态-响应”的链式城市生态韧性评价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协调影响力模型对青岛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时空格局及二者的耦合协调类型与关键阻滞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青岛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保持在0.35～0.53之间,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态势,但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2)青岛的生态韧性整体水平在0.40～0.50之间,与沿黄地区中心城市间呈阶梯性差异,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态势,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中处于引领地位;(3)青岛的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中的空间城镇化起反向制约作用,经济城镇化起积极推动作用,生态压力起负向约束作用,生态响应起正向推动作用,而生态状态的作用呈现由负向阻滞向正向推动的转化;(4)财政实力、创新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对青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聚焦社会公平: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及其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东、西部地区农民群体的调查比较

针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推进过程以及影响效应,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东、西部地区(江苏和陕西)的农民群体进行入户调查。基于876份有效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东、西部地区农民对新型城镇化内涵以及推进过程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与两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出一定的对应性。然而,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间差异并没有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对农民政策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影响效应中有所表现;与此对应,社会公平在上述正向预测影响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削弱效应。将数据统计结果与实地调研发现相结合,进一步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实践必须注意到地方性差异,其发展关键在于体制和制度的改革,而非经济发展单一层面的问题;同时,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还要预防和重视基于社会公平所诱发的内隐性社会矛盾的形成与解决。     

农民城镇化意愿与响应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贵州1796名农民的调研数据

基于贵州省1796名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响应能力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民支持或响应城镇化建设.影响农民城镇化意愿的正向因素主要为子女教育改善、自身发展、交通便利、个人生活质量改观、收入提高.影响农民城镇化意愿的负向因素主要是城市消费水平高,生活成本增加;无力解决住房问题;就业难;治安不好,污染较严重;难以享受基本的保障.此外,性格、情绪稳定性、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和依赖关系等心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因此,应通过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其子女教育现状,丰富进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提高进城农民心理健康水平等措施,消除农民对城镇化的担忧,尊重农民意愿,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中心城市能级综合评价与跃升研究——基于福建省9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提升区域城市能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愈发重要。运用极值法与熵值法构建中心城市能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9地市城市能级进行测度,标准化反映各中心城市的经济质量、创新能力、开放程度和支撑水平,结果表明各中心城市能级差异较大,内部能级不相协调,经济能级两极分化特征突出,据此提出提升福建省中心城市能级的对策建议。     

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市、区)相关数据

基于我国31个省(市、区)相关数据,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平台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构建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标,探究区域数字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平台建设的加强有助于提升区域创新绩效;(2)数字金融越发达的地区,区域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越显著。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宽区域数字化的研究视野,丰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