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马克斯·韦伯的农业社会学——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青年韦伯从对西方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分析入手,试图寻见他毕生追溯的资本主义起源。《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目前少有的介绍青年韦伯农业社会学的汉译作品,文集收录的四篇讲稿分别触及了西方文明的“农村化”、农业工人与农业资本家、农业转型中的国家干预及农业资本主义的风险等议题。韦伯的农业社会学论述既有学理价值又有时代价值,农业社会转型与农业资本化议题极强地观照了中国今日之农业发展方向。回顾近二十年的“韦伯研究”进路,突破既有认知框架,重新走向韦伯的研究起点亦即“韦伯研究”的起点——农业社会学是非常必要的。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政策标准、路径与措施:经济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思考

在增长进入中高速轨道的"新常态"下,加快转型升级、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是经济政策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转型升级在实践政策中出现偏向,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概念范畴的内涵理解发生了偏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应以"提高生产率"为政策标准和主线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而不是简单地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或单纯地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或采取"腾笼换鸟"等手段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生产率"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升级,既包含吸引要素流入高端服务业,实现三次产业间资源配置的优化,也包括在制造业内部实现本地化升级、存量调整升级和现有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等。政府在转型升级中的有效作为,主要体现为能否为"提高生产率"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如加强政府投资补基础设施短板、以提高生产率为标准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以市场化原则促进企业研发投资、着力构建公共创新平台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政策转型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超传统性的分化状态、显著的扩散效应以及结构优化和创新实力成为发展新引擎等新特征，面临区域经济平衡约束、动力制约及结构性制约三个方面的制约条件。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从发展路径及政策转型两方面推进，在发展路径方面，应培育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构建新增长极、创新发展战略、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政策转型方面，应从数量型区域经济政策调控转向质量效益型区域经济政策调控，从区域经济增长极政策调控转向区域协调发展调控，从区域转移调控转向区域内生创新调控，从区域需求管理调控转向区域绿色供求动态平衡调控，从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转向区域均衡经济政策的调整。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与村民集体行动:村落治理结构转换的路径及逻辑——基于赣南G村道路修建事件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政府嵌入、村落秩序及村民集体行动作为我国村落治理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变迁。通过对G村道路修建的"事件—过程"分析发现,后税费时代村落治理结构经历了从内生性治理到动员性治理再到脱嵌化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在内生性治理时期,村落治理需要外部权威的裁决才能保障村落内部秩序的平衡,村落总体上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而在村落利益分化的背景下,由于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日益衰减,村落治理需要依靠软磨硬泡为代表的软强制的动员才能实现;而到了脱嵌化治理时期,村落社会需要依托经济精英领导的理事会来维持村落共同体的运转。G村村落治理结构的转换体现了"规划性变迁"的农村治理逻辑,村落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离散化的特性。在当前村落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需要通过政府扶持村落社会来抵御市场的冲击,重构"互动共治"的村落治理结构。     

生存与发展:现代化背景下的腹地农民——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彭慕兰在<腹地>一书中描述了因治国方略的改变而导致黄运衰落和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过程,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腹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被形象地突出出来.指出腹地农民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政府抛弃了腹地农民,腹地农民也抛弃了政府,并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