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及其中国意义

哈贝马斯将交往行动理论推进到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交往行动理论中以主体间关系建构的匿名的言说者和听者变身为话语民主理论中的特殊主体——公民.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强调以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主体间的关系与主体的交往资质确证公民身份.在中国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同步生成的背景下,以法治为媒介,通过良性的社会组织这类社会中坚力量营建的交往视域不断强化主体的“公共性”,可以成为中国民众确证公民身份的基本进路.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性难题

在我国,随着网民规模的日益增大,网络舆论撬动现实力量的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成员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然而,这一塑成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及其与塑成于现实空间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复杂交织,也同时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公共性难题,如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等.进一步而言,这三个难题分别展现出了网络主体的非公众性、网络议题的非公共性以及网络公共性的实现障碍.     

“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教师作为学生的公民品格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者,需要发挥出自身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从而成为学生的公民榜样.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意味着教师要超越既定的课程知识及价值体系的藩篱,从单纯的知识授受者“转化”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意识、关怀意识和公共良知的公民.教师不能把自己矮化为教育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而是要把教育工作“转化”为具有显著的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智识工作.因此,教师需要与学生建构一种以公共性、民主性与批判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校生活,培育学校生活及课程教学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引导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最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     

现代“公民文化”对传统“臣民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当今中国社会 ,全球化已成为描述民族生存环境的最为重要的术语。受全球化所主导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一个推崇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的公民社会。奠基于生存本位基础上的新“公民文化”及其价值观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文化形态。它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观念 ,标志着人由自在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自由自觉的主体存在状态 ;而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应对和民族文化可行性发展路径的策略设计 ,其现实践履 ,则离不开对具有现代“世界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主体的培育及其文化创新实践的有效促动     

论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的“第三种范式”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一种回应,主要是通过揭示“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的范式困境,批判性吸取其中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并深入反思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范式,其旨趣在于使公共服务的战略安排回归到社会发展的人性基石——“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以及公共服务的具体实际问题,“第三种范式”从公共利益的主体属性及其自由维度出发,要求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完善违宪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宪政秩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原则,并从整体上拓展并畅通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建立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为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社会准备.     

人的公共性与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确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公共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公共时代的到来,我国公民公共意识的缺失表现得日渐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文化的缺失、传统生活中个人自主意识的缺乏,以及现实生活中"公共性"空间的缺位三个方面。公共文化是与公民身份、公民的公共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公民,其分为内在公共文化和外在公共文化。内在公共文化是公共意识确立的理论基础,而外在公共文化通过其服务体系的建立,成为公共意识确立的实践基础。     

“多元共治”视角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形式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诸多新特点,公共文化空间的出现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它是一种集文化与社会交往于一体的文化产品。它的种类众多,不仅涉及到公共性的,还有商业性的。然而,公共文化空间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为打破这种发展困局,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我们需要从建构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主体出发看待它的发展。     

语境、视角和方式:研究“公共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随着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日益自觉,对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关注和要求也日益提升,相应地,对公共性的研究成为一个理论热点,歧见纷纭也在所难免.本文认为,哲学层面的公共性研究,要注意东西方语境和学科视角的差别,要有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和民主启蒙意识,力求找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起到应有的作用.     

网络文化公共性建设中的知识分子作为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在提升网络文化公共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知识分子不仅积极关注各类公共事件,而且以其解释力在多种网络交往空间中赢得了"意见领袖"的地位。知识分子话语背后体现的理性思考、权利意识和匹夫责任等公共性成分在开放、互动的网络空间中实现了对公众的直接动员,有助于唤醒公民意识,有助于鼓励公民政治参与。     

拓展新的公共性空间

自1990年代以来,强调市场竞争机制与全球化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风潮席卷了整个世界。新自由主义在为两极分化、扩大社会差距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也成为"关闭公共性的动力"。近年来各种公共性理论的再度活跃,正是基于以上的危机意识。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公共性理论框架——由国家主导的权威性公共行政性,和与此相抗衡的形式出现的市民社会的公共性——已经过时。在个人主义业已普及的时代,如果我们无法提出一种能够兼顾"私利"的公共性理论,就无法实现公共性的再生。我们可以通过同时满足"私利"的志愿性实践活动来开拓新的公共空间。如何拓展能够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的公共性空间,将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学课题。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网络参与的非理性问题及其理性应对

社会行为视角下的网络参与,是公民、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企业)、政府、政党等各行动主体在差序格局的网络中,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多向度展开。非理性是网络参与的问题之源,网络参与的非理性问题源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割离、情感与理智的剥离、实践与价值的偏离,其结果是产生了个体解组型、群体解组型、手段离轨型、规范离轨型等四类问题。网络参与的非理性问题具有五个特征：赋权、分权与超越权力的边界并存,时空分离与脱域下的线上线下紧密联动,矛盾在网络的扩散中引发争鸣,网络的匿名性放大了“经济人”的逐利本性,走向“群体极化”和“沉默螺旋”两个极端。应对网络参与的非理性问题需要理性重建：要善用技术理性,加强网络参与风险研判;讲求辩证理性,尊重网络公民主体地位;坚持价值理性,寻求价值与科学的统一;遵循实践理性,强化网络空间价值引领;培育交往理性,重建网络公民生活世界。     

论网络政府的转型——基于网络空间膨胀的中国视角

网络政治学首先介入的研究对象就是网络空间。在当代中国,网络公共空间成为信息交流、公民批判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公共领域,而网络空间中安全、秩序等问题的出现也成为当代网络政治学必须持续关注的命题;同时在网络空间膨胀过程中,网络空间秩序和网络空间倒逼带来的公共舆论与公共安全治理困境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困扰网络空间发展和网络政府发展。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同时解决网络空间中的政府治理问题与网络政府治理中的网络空间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网络空间发展与网络政府转型的双重目标。     

论“看客”现象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当今社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看客”现象作为社会的不谐和音屡屡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看客”现象的实质是人格丧失、道德沦落和社会责任消退,具有“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性”和“否认道德责任”的特征.从心理、人性、制度和社会维度分析“看客”现象存在的原因,可以看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消除“看客”现象的关键.必须大力培育社会公共空间,加强公民身份意识教育、公民道德意识教育、公民责任意识教育和公共精神的教育.     

阐释的公共性及其原初性

“阐释”本身就是公共形式。阐释对象是公共的，规范也是公共的。阐释的公共性通过“义例”或“体例”的公共性予以呈现。阐释的公共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蕴含性以及社会性表现的虚假性。图书与知识分类对阐释的公共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阐释的公共性总是伴随着阐释的历史性。人类阐释行为的最初形态原本是公共性的。巫师是上古社会公共行为的标本代表。“诗”是最能标识上古社会生存状态的公共性概念。巫师的公共性奠定了诗歌作为人类母语的位置。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最初的阐释学同样是事物注经学，在始源之处即体现出鲜明的公共性。上古时期最典型的公共空间是祭祀场所。由鬼神到祭祀、卜筮、居间说话，最后到文化制度兴起、生活的社会秩序达成，均以公共性的祭祀活动为开端，同时以其为主轴而展开。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网络空间:概念、特征及其空间归属

网络空间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从社会空间中延伸和分化出来的新的空间形态,社会性是其根本属性。网络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现了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作为一种“虚拟的实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由体现为一种“有限的自由”,网络空间中的交往体现为一种“无中心的交互”,网络空间是一种“流动的质”。在空间归属问题上,不能简单地指认网络空间“是”或者“不是”公共领域,而是要积极发挥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之功能,建构良好的整体空间秩序。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中国现代化与公民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是确证了社会主体“公民身份”的社会,公民的独立主体性地位得到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确认与尊重,公平正义的公共理性法则规定了公民社会的人伦关系格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的生存方式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准备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制度供给,全球化、网络化境遇把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与生长置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创设跨越疆域阻隔的比照与互动机制,而现代化推动的精神价值生态的变迁与公民伦理诉求,则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催生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文化养料。公民社会的现代性价值蕴涵,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然的价值目标被确立起来,从而实现了公民社会发展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耦合,实现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实然性与应然性统一。     

信任与公共性

当前社会转型期,信任需要走出以私人交往为背景的传统信任,并迈向公共生活。公共性交往的扩大,需要公共性信任的支持。如果公民具有公共理性下的对等性尊重,从“我之信”到“他者之信”中型塑我们的公共性信任,使得我们在公共性交往中既保有个体自主性或私人德性的同时又在公共生活中彼此尊重,共同遵循公共性基本要求。这种相互需求的信任机制,恰好为公民道德的育成提供了最好的长成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