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小说情爱主题的沉浮与流变

新时期文学中的情爱主题几经沉浮,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重要变化。在探究爱情由理想化走向世俗化、商业化的过程中,一些作家无奈地接受了爱情理想的销蚀和幻灭,他们由此探索人性嬗变的过程与实质,企盼与呼唤人类灵魂的提升和情爱理想的觉醒与回归。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在于：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集体逻辑，试图渗透并掌控个体的一切私密性空间；另一方面，情爱作为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原发性力量，具有冲破压制、颠覆革命的功能，从而又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革命的反讽与消解。造成革命文学情爱描写悖论性的原因，是左翼新兴的“革命”话语与“五四”人性话语共同“在场”与对话。而正是这种对话与张力的存在，使得革命文学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马克思书信中的生活话语及其当代价值启示

马克思的书信是体现他作为思想巨匠生命本真存在的一大文本群,其中蕴含有情爱、幸福、励志、批判以及交往、探索等方面丰富的生活话语,这些书信中的生活话语凸显鲜活流溢的生活情爱,映现冷峻理性的生活智慧,编织人际关系的生活网络,开辟思想实验的生活场域,追求自由解放的生活超越,具有生活文本话语的特质,它启示当代人,面对生活世界,应把持情爱之真,敞亮生存之智,优化交往之网,因顺生活之道,保有幸福之心,因而是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个新视域。它所凝结的优秀话语元素渗透于当代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将有益于引领当代人的现实生活。     

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     

在爱与欲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五种情爱书写

本文将上世纪90年代小说文本中的情爱书写概括为扭曲的欲望书写、赤裸的欲望表达、真诚的精神逃避、无助的揽镜自恋、顺世的情爱合唱.认为五种截然不同的书写,表明了不同的写作群体诠释情爱时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角度,同时也寓示了性别在文学话语中的潜在作用,而我们亦可从这种由作家的独语组成的众声喧哗之中,谛听出某种合唱的旋律与未来情爱的发展方向.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兼评伯格的“非世俗化”理论

马克思的宗教世俗化理论是最彻底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它用当今世界本身的世俗化来说明宗教的世俗化,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宗教教义的可信性丧失;现代社会功能—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宗教边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天国需要"变成了"尘世需要",对宗教的信仰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商品货币拜物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社会人的"角色专门化"和需要的多样化,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但是,宗教世俗化并非宗教的消解,它是现代宗教回应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种种表现,并不能否定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不能否认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20世纪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分析

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其都市话语。 2 0世纪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价值取向表现为理想化、感伤化、批判性和世俗化态度 ,由于乡村他者的过滤作用 ,形成了新诗都市话语的特质与困境     

意识形态世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析

面对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与现实情景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向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挑战,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与意识形态多元化冲突的挑战;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的弱化与社会思潮的泛化和强化的挑战;社会矛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离的挑战。面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意识形态世俗化的有效接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整、变化与生成的过程。     

戴着枷锁"舞蹈"的女人--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通过剖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形象,揭示出妇女在封建伦理道德、婚姻制度的迫害和资本主义金钱腐蚀之下,没有情爱性爱,沦入心理变态、人格畸形、由被吃变成吃人恶魔的悲剧,领略作者观察社会、感悟人生的独特体验,从而进一步提升对张爱玲作品艺术价值的认识.     

精神价值的确证与自我感受的追求--当代女性作家情爱小说分析

本文描述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时期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描写的文学现象 ,并通过分析指出女性作家情爱性爱描写的嬗变 ,即从通过对情爱性爱的描写表现对女性精神的求证 ,追求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对女性存在本身的意义价值尊严的思考。到对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自我感受的表述和追求 ,情爱性爱本身的描述。表现集体精神之外的一种纯个体、个性、个人的满足 ,对感性 ,对女性生命力本身的认可。社会生活的不同 ,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的认识、表述也是不同的     

略论当下中国审美文化的世俗化转型

中国审美文化的世俗化转型,有其必然性和应然性,危机与希望共存.世俗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泛化的合理性发展需求没有消除消费意识形态下的意义匮乏与价值消解,中国未成熟的市场经济,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妥协,都对审美丈化的发展与转型有所规约.中国审美文化的世俗化转型如何才能其道大光,是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主流话语以及"心灵的美的形式"最恰切的考验和诠释.     

终极信仰与终极信仰的世俗化——中国古代文化信仰的知识学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终极信仰,而且能够把致力于终极信仰的分支信仰充分地世俗化,终极信仰的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伦理建设层面的缺失,在政治法制制度、道德信仰宗教、经济行业市场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建设缺失,使之丧失了作为直接现实的功能环节.以差异性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信仰问题,在差异性对文化区别特征的启发上,在差异性内部文化因素对外部文化因素的历史留存的揭示上,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中个人和社会信仰的分层结构,以及该分层结构的内在动因中国宗亲祖先崇拜及其造成的终极信仰世俗化现状.以儒释道互补立论古代中国信仰的知识学特征,既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现实,也不利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探秘那些被封建主流话语刻意遮蔽甚至于淹没的对中华民族有真价值的非主流话语,更不利于现代中国人建立牢固的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个人信仰.     

叙述话语及其存在方式

一个题材的叙述并非客观反映这样简单,至少应包括故事、话语、语境及体验等四个层面的打磨和拿捏,就文本而言,其不仅是一种叙述技术的成果,更是一个世界和生命的再生和创造.于是,叙述者的存在就成为一个前提.本文就叙述话语与故事话语的区别、叙述话语的学理依据以及叙述话语的三种存在方式等方面展开论述,力图对叙述话语做较为全面的探讨.     

从佛教的世俗化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一个中国化、大众化、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吸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了普通群众的精神需求,进入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改变以往的“佛教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片面认识,借鉴佛教世俗化的成功经验,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善恶因果律的现代际遇

善恶因果律的核心就是如何实现德性与幸福之间的统一.前现代社会中善恶因果律作用的发挥建立在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两个前提预设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上.然而现代社会的世俗化使得这两个前提不复存在.这就引发了现代社会背景下假如上帝不存在道德如何可能的问题.现代社会中,善恶因果律的重构要从信念、制度和个人美德三方面入手.     

论话语制衡

话语是语言的现实应用.这种应用不仅表现在对现实的描述上,还表现在对现实的构建上.这种构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机制的构建.在进行社会机制的构建中需要进行话语制衡以促进话语行为者之间的合理融合.在话语发展史上,存在话语自由权萌芽时代、话语神灵化时代、话语真理化时代与话语效能化时代.话语效能化时代的话语行为存在两个基本命题,即"我是我的逻格斯""大家是大家的逻格斯".话语制衡中存在不同的话话目的范畴.不同范畴的话语行为具有不同的话语主体标尺,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话语共同体.话语制衡不仅存在于话语共同体内部,而且也存在于话语共同体之间.对话语制衡的认可有赖于人们更深深刻地了解"交际理性"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