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当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理论

国家应当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理论马啸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时代，曾投身反对德国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洪流，为在德国实现民主主义而奋斗。在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后，并没有抛弃革命的民主主...     

平等的诉求——由经济到政治社会的理路

市场主体之间在横向维度上自下而上建构平等竞争的经济关系,为政治平等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市场体制的不平等困境要求平等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价值而存在。只有充分发挥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积极作用,才能构建一个基于平等的和谐社会。     

由列宁的“政治遗言”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

列宁逝世前夕口授留下的一系列文章和信件，被史学界一些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言”。邓小平在离职前夕，反复强调应对党有一个“政治交代”。列宁的“政治遗言”和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基本思想都是对党的高层领导班子建设以及有关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当前研读他们的有关论述，并且对其作一比较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列宁的“政治遗言”，有下述重要的思想内容：其一，加强党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防止分裂。列宁逝世时，俄共（布）作为执政党虽然已有7年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一段时间苏…     

中国古代“律”的产生及其早期演变

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的律,在公元前309年前已经存在,甚至战国初年魏国李悝变法时已经有律,也不无可能。认为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的律只能出现在公元前260年左右的观点,现在看来纯属臆测,根本无法成立。战国至汉朝的律都是诸法合体之律,其中不仅包含大量刑事法律规范,也包含大量非刑事法律规范,而传世的各种律典则都是单一刑法之律,从诸法合体之律到单一刑法之律,其间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开始于汉朝,而其完成则在曹魏,标志就是曹魏新律。在律发展的早期,篇目、律条、内容等也发生过一些变化,这些构成了律之演变的另一个方面。     

从“市民社会”到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比较研究

<正>研究唯物史观发生史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提出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们据此认为,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探究是贯穿唯物史观发生史的主题旋律.它一方面为科学世界观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直接引伸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研究是唯物史观创立的理论前提,而唯物史观的创立又是剖析经济事实的最后确证.经济问题与社会历史问题密切关联,相互交融,是构成唯物史观发生史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同的方式,共同发现对“市民社会”经济学剖析的重大意义,从而使唯物史观的建立呈现出致思走向的总体趋同性和创立过程中的具体差异性.     

迈越和谐社会的拐点——由同质性社会到差异性社会

由同质性社会到差异性社会,凸现了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调整.差异性社会无疑是时同质性社会的超越,在超越的过程中,要梳理和研究社会性质的发展向度,即已由过去革命的逻辑发展到现在规范的逻辑.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握好当代公民政治认同的转向,承认差异和多元,谋求共识,迈越和谐社会的拐点,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和宽容.     

从“国退民进”到“民进国退”——浅析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现状及发展前景

本文试图通过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政权、乡村基层政府以及民间社会三者权力关系的演变发展,结合当代理论界一些代表性的视角及观点,反思西方经典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局限性,并揭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后果和深层次影响。     

环境管理的社会基础——从单位组织到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我国环境管理经历了从单一化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到社会力量介入环境保护与管理机制的发展历程,社会转型在客观上为社会力量介入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在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中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单一格局,有助于协调和谐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从“谏”到“说”——中国早期论说文文体功能的转变

春秋战国时代论说文体的功能有一个较大的转变,由一开始的谏,渐渐地转变成了后来的说。春秋时代早期和中期流行的是由周代礼乐文化土壤滋生出来的劝谏之文。春秋后期,劝谏文的艺术技巧有了较大提高,开始悄然转型。战国时代开始后,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崩溃,风格多样的游说之文风靡一时。战国末叶,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出现时,中国古代的论说文体完成了自身的转变。     

论中国早期“学”、“术”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通过对中国早期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来自于"巫文化",后来逐渐演变为"巫史文化",进而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史官文化"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然而这些文化,都是属于"术"的范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兴起,通过教育和整理典籍,使思想文化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导致中国早期"学"、"术"的出现。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兴起与诸子百家的相继兴起,形成了政治理念的伦理化与一元化、宗教的伦理化,这样完成了中国在"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最终为中国早期"学"、"术"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中国农民由传统到现代转变中政治心理探析

中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其中政治现代化还有待于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热心参与。所以农民政治心态现代化,对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及其农村这块阵地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农民与传统中国农民相比较,政治心理现代化进步明显,但也存在不足,需采取措施促进转变。     

新发现的郭沫若佚文——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

五一劳动节是阶级斗争的最初步的表现。“八时间工作,八时间教育,八时间休息”,这是运动当时的标语。这种要求在劳工方面不消说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在资本家方面对于他们的营利的行为也是有益无损的。因为人的精力有限,过劳则能率不能进增,     

“百姓”古义新解——兼论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

春秋晚期以后,“百姓”一词已指普通民众,但是“百姓”一词的古义是“百官族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在《国语》和《左传》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否定这种说法的裘锡圭、朱凤瀚两位先生,根据的其实是东汉郑玄晚起的错误解释。朱凤瀚先生详细讨论过西周的由不同姓的诸多宗族族长担任世官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商代或更早的夏代。“世官”源于不同的氏族或宗族以世代相传的特殊技能服务于社会。这些担任世官的不同姓的族长,就是“百姓”。能否凝聚众多的“百姓”服务于同一个社会组织,大大促进其发展,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百姓”是早期国家的社会基础。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 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 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从社会主体到国家意识——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初步恢复、快速发展、规范发展和战略发展四个阶段,目前表现出数量高速增长,但总体弱小、领域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等特点。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回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社会重组和社会建设的理论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代内容,增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巨大包容力。我们认为应当摒弃传统社会所固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双刃剑的观点,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包含相关政治纲领、法律体系和社会政策的国家意识,通过意识形态的包容以及国家人事、就业、分配、福利等制度的统一,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     

从“偶像”打碎到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再造——清末民初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探微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有着极强的政治控制力和实践理性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由若干个“偶像”的个体串汇起来的一个“麻辣串”。当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时,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率先在儒学内部打破“偶像”的思想禁锢,将“偶像”麻辣串一块一块地拆除。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打破了传统的“偶像”崇拜,基本确立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内涵——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但由于救亡图存的现实性所迫,致使其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无论是理性的价值还是现实的追求依然只能锁定在社会政治实践方案的不同路径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却因西化模式倾向的事实存在,又有意无意地陷入了新一轮的“偶像”崇拜。     

社会组织建设与中国当代乡村政治发展

自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以来,中国社会组织获得了快速和实质性发展。但就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现状而言,仍存在明显的局限:一是将重点放在与外国对接,全力向国内介绍外国经验,对中国国情、立场和经验有所忽略;二是更看重社区而忽略乡村;三是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较多,而对政治学视角重视不够。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它与乡村政治发展的关系,学术界、理论界应给予高度重视,而其中所含的几个重要问题最为突出和重要,包括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均衡、志愿者奖励机制与精神倡导的兼顾、外助力与内动力的协同发展、模式推广与制度创新的互动。这是一个以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组织培育为核心,以乡村治理为支点,在动态机制、辩证思维和科学发展的理路下,强调本土实践的观念创新与机制转换。     

娱乐节目的创新导向与社会责任——对选秀节目由“热播”到“限办”的思考

声势浩大的选秀节目一度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冲击波.选秀节目的成功,源于其平民化娱乐的创新导向契合了当下大众娱乐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然而,选秀节目在经历了人们对它的热捧、追逐到质疑、非议之后,其发展终因主管部门的"规范"走入窘境.选秀节目的成功,称得上是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创新的可贵突破,但是它的滥办乱播,却破坏了媒体谋求节目创新与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间的和谐与平衡,扰乱了正常的电视生态格局,损害了电视媒体的公信力.选秀节目由热播到"限办"的命运告诉人们,电视娱乐节目不断追求创新是必要的,但这种创新应该建立在不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导向前提下,必须注意寻求节目创新与媒体社会责任的协调,讲求健康,注重品格.     

由“理”及“礼”,从“仁”到“公”——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形成溯源

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最终目的是让人在通晓明白了天地人生的普遍法则之后,自觉自动地以最佳的方式去处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天与人相互为用,不可分离,而天、人的运动进化和天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又遵循同一的法则,那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思想;人与天不是敌对的,而是相近的。人为了表现自身、发展自身和完善自身,当然需要对天地自然进行认识、作用和征服。但是,这样的活动要以不破坏天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为限度,即人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不能危及人的生存、生产和生活。如果人一味地对天征服和索取,就有可能破坏天地自然正常的运动变化,长此下去,人就有可能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人在对天作用和改造的同时也要对其关心和养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得对人自身提出各种要求,使人成为一个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知识学问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天地人生的进化发展遵循同一的道,而同一的道在天地自然万事万物以及社会人伦生活日用中则表现为不同的方式,“道”的这种各个不同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