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修身”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儒家“修身”思想强调个人提升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旨不谋而合。借鉴儒家“修身”思想,有助于拓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途径,破解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困境。     

修身：先秦儒家思想的一个普适性向度——兼论大学生修养

修身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一个普适性向度,它在处理与己、与人、与事的关系方面的内容尤为发人深省,可以概括为立身之德、交际之德、处事之德.这些思想内容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修养水平.     

“悔过自新”另解——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

通常所说的“悔过自新”难以有效地发挥修身的功能。明末清初的著名儒者李颐将“悔过自新”改造为一种积极而简捷的修身思想与方法。通过汲取其中的精华并加以适时改造,“悔过自新”可以成为一种适合在当前社会进行倡导的修身思想。“悔过自新”的修身思想兼有理论性、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特点,它在推动个人复归其善良本性从而实现“人与自身”和谐的基础上,能有助于社会和谐的实现。     

儒家修身“四端”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孟子修身“四端”学说的基本内涵,厘清中华民族道德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与创新的内在联系,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个传统视角并提出相应建议.     

理想的建立与破灭——“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比较

中日长篇小说《红楼梦》和《源氏物语》堪称世界古代文学双璧。曹雪芹和紫式部两位作家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他（她）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建构了一个理想世界——“大观园”与“六条院”,随着对现实社会的理性观照,他们的理想又走向了破灭。     

中国古代“即身而道在”教育的基本特征——一种具身性教育的永恒魅力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即身而道在:精神修养与身体成长融合为一,身体是精神修养的承载者和发源地,它孕育着精神、包含着精神、践行着精神。人对道的追寻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每一个体都是自身成道的主体,即人皆可以为尧舜。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身道合一之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德性化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方法凸显受教育者的主体自觉性和内在超越性;知行合一是身道合一教育的必然推演;注重从血脉上感化人、从情感上教育人;忧国忧民之情怀和以身殉道之精神成为中国士人之品格与风骨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即身而道在的具身性教育传统显现出超越时空的价值与魅力:这种教育是对灵肉二分、架空理性的二元思维的超越;是与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过度强调肉体感官享受的对抗;为充满复杂性和风险性的当代社会提供了高水平思维,诸如培养受教育者具有一种长远、系统、全面思考能力的整体性思维,在这样的教育中充盈着辩证思维的智慧,所秉持的中庸之道正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和中国人处理事务的大智慧的体现。     

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初探——兼论道教的终极理想及其现代意义

道教在创立之初 ,就既关注人的长生成仙 ,又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太平。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表明 ,内以修身养性与外以经国安民是道教终极理想不可分割的两翼。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与儒、佛有所不同的道教终极理想的内涵 ,而且为宋代以后道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国理身”思想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情怀 ,将为道教思想在 2 1世纪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     

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来自《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的思想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陈立胜先生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借着“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具体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围绕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反省”技术、“知-情-意”的基本领域、“内圣”的终极关怀三个面向展开。可以说,陈立胜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努力,不仅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颇为自觉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已然呈现出一种“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的新气象。     

“借身人”信仰：神启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自古以来,基于神启现象的民间信仰在中国基层广泛存在,但在理论意义上,却通常被中国宗教研究者所忽视。而且,吊诡的是,诸多西方主流宗教都源自神启,宗教市场理论也对其进行了社会科学的分析。这为跨文化信仰比较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了充分说明神启现象的理论意义,本文将首先引入宗教市场理论对神启现象的具体分析,辨析与指明既有理论中的隐含假设及其可能的拓展方向。并通过展示“借身人”信仰的微型民族志,从信仰的发生学与动力学等方面,详细呈现不同于西方神启现象的信仰逻辑。最后,在排他性与包容性的比较视野下试图讨论两类信仰的差异,并进一步拓展既有的宗教理论。     

“两个飞跃”思想：一个需要阐发的农业发展命题

邓小平提出的农业发展“两个飞跃”思想,是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进程中贯穿始终、承前启后而又事关全局的核心命题,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农业集体经济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的新发展。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强化新农村产业基础的现实背景下,有必要对此命题做出重点阐发。     

“最后一个浪漫派”的理想之重申——沈从文佚文辑校札记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接连发表《人的重造———从重庆和昆明看到将来》、《给一个出国的朋友》、《一个理想的美术馆》、《新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等文章书简,重申其通过文艺美育作用实现"人的重造"以至"国家重造"的浪漫人文理想,可惜曲高和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才初步实践了他的理想,亲自参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并工作至终老,正可谓求仁得仁。     

“止于至善”与郭秉文的教育理想实践

"止于至善",源于儒家经典《大学》,20世纪20年代被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郭秉文倡议作为校徽文字。郭秉文不仅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着力实践"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带领学校实现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理想,而且为探索中国大学之道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东南大学重新更定"止于至善"校训,不仅再次展现了郭秉文校长的深谋远虑和文化眼光,而且对东南大学继承优秀教育文化传统于21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深远意义。     

“乞讨权”的理想归宿

关于乞讨权问题的争论至今仍无一致的意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乞讨权法律属性的困惑以及乞讨行为政府规制有效性的质疑。通过分析,发现乞讨权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或宪法权利,政府在有更高价值秩序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利用完善制度、分类管理等措施,解决乞讨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价值冲突,寻找乞讨权在现代社会视野下的理想归宿。     

先秦的“太一神”及其哲学化发展

"太一神"属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本原性神话。本原性神话描述占有最高地位的神灵,在神话谱系中属于至上存在。其是先民以形象的方式解释宇宙万物的产物,为人类前理性时代最后一个阶段的认识,可见形而上思想的萌芽。先秦的思想概念,诸多从神话和巫文化中发展而来,带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因此与西方哲学的范式要求有异。从"太一神"到"太一"思想、再到"道"概念的演变,典型地说明了这个特征。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传统儒学中“仁”的身体性阐释

中国哲学中流露着强烈的生命气息,尤其是传统儒学中仁的观念的初始根据源于身体。这个本然地含有认知、道德与伦常意识的身体,并非现代医学科学视野下的身体。身体的仁学意义是指身体的感通性、自发而本然的回应照料能力,因而之于仁具有本源性、可返回性。基于身体的这个初始出发点,层层外推,逐步演化成了父子、乡党、陌生人,直到天地万物。对于道德意识结构和伦理秩序的研究与探讨,既不能重蹈西方贬抑身体抬高思维能力的老路,更不能遗忘身体之于道德伦常的本源性价值。消除自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社会以及自我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与身体都存在直接关联,这是回应、照料和关怀德性的实践理性上的必然要求。     

“三个代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话语形式

“三个代表”概念体系的辩证特性和理想形态表明,“三个代表”概念体系“既是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又是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话语体系”。深刻理解这一特点,对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创建和发展我们民族自己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应是多样性的统一——关于儒家文化“和”理想的现实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贯穿着一种和谐、和合精神,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和”理想,在哲学上说,这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是处理“多样性”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保持“多样性”的一种联合。它通过选择与重构以后,应当是今日构建和谐社会汲取精神滋养和文明动力的宝贵资源。     

苏轼韵高而才高的诗美理想——从“韵高而才短”说起

韵高而才短的解读往往是非此即彼的,或者是孟浩然失才,或者是苏东坡失当。其实,苏论十分中肯,也非常精辟。苏轼以韵高为尺度,十分欣赏孟浩然诗歌萧疏淡泊的风格,也遗憾其诗中文化含量的不足。而从其韵高而才短的批评中,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宋人诗美以才为诗的倾向性,读出了他对于学高韵胜诗美理想的自觉追求,同时看出唐宋两代的诗美取向的差异性。虽然苏轼等宋人也以韵论诗,甚至风行韵说,但是,唐宋两代,即便都是对韵的推崇,韵的内涵也不尽完全重合。唐人的韵观,偏于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的蕴藉与神迹,而宋人的韵观,则侧重于淡泊简远的自境与至味。     

论中国古代“和”文化的生成与终极理想的设定

中国古代"和"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变化不已的特定时空中,在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元素相综合的多元土壤中生成、发展的产物,还与起于夏、商成于西周的"天、王、民"学说有紧密联系。同时,中国古代"和"文化,立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从对"天"的不同认识的角度分别设定了它的终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