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在蒲松龄狐鬼世界中的文人心态

文学的创作经常是被抑制的心理需求的升华。蒲松龄笔下这个包孕着其一生的血泪沧桑和审美理想的狐鬼世界蕴涵着蒲松龄和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子的复杂文化心态。文章从蒲松龄狐鬼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尊儒情结、知己情结、空幻情结等文人情结来深入探讨清代文人在对待人生理想、精神追求、价值取向上的文化心态。     

曾国藩与王庆云的订交与疏离

曾国藩前期日记常或多有中断,从与之交往密切的王庆云日记,可以考见曾、王订交因由与过程,理清其学术交往与仕途分合：订交始于丁未科武会试主考,由实学交流而往来密切,因“议礼之争”而成为同党,曾国藩力荐王庆云出任要职,其后曾国藩募勇征战,王庆云协饷由盛转衰,导致曾国藩疏远直至终止往来。理学诗文之外,曾国藩一度沉潜实学,精熟舆...     

石瑞礼书画记

正癸巳初冬,得识书画家石瑞礼先生,并于其书斋"天放堂"中作一席晤谈,相与品评论及当下国中书画界之现状与人物,颇多契合相通,令人辄生"知己难得"之感。论谈间歇,环顾"天放堂"中四壁,但见张满近作书画,书法笔触之奇正交加、水墨渲染之酣畅淋漓,在在充溢着浓烈而馥郁之文人书画气息。今世之书画家皆喜自夸己作有"文人气""书卷气",每每以此自矜自恃,然其不知所谓"文人气"非于笔墨间鼓努为力、强求可得,必须数十年霜晨夜雨、焚膏继晷之持续苦功,涵养孕育而后方可得     

张宝全的长袖善舞

"我认为文化不是虚拟的,是可以创造商业价值的。"一直采用"另类"手法的张宝全无疑在商业的台子上将文化的水袖舞得呼呼生风……1997年,今典花园在西直门还只是一片工地,那时的张宝全刚刚杀入京城房地产业。1999年,《北京纪事》采访张宝全时,他独树一帜的文人做派已经成为了今典集团区别于其他房产商的标志。或许曾经放弃的导演事业依然有某种让他难以割舍的情结,又或许压根就是另一种的商业炒作,但是,自从"空间蒙太奇"以后,张老板每一次文化味甚浓的大手笔都堪称是商业与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张宝全也实实在在的成为了京城房地产业的大腕。     

金元之际的燕京书写及其文化空间的意义重构

金亡后,幸存文人重回燕京,在废墟上寻绎金源王朝的历史。皇宫是他们想望金朝盛世的情感入口,他们以记忆重构着无法复原的盛世空间和再也回不去的青春时光。修建于金代的卢沟桥和燕市酒楼等京城旧观则成为沧桑历史的见证,重回文人的书写使这些有形空间拥有了超越实体的象征意义。二代文人、仕元文人的燕京书写体现了对历史景观的政治性重构,他们对金朝完好政治生态的美好想象,对金朝亡国的反思和帝王失政的批判,都寄寓着对新兴蒙元王朝的政治期待。燕京是亡金文人修复心理创伤的重要空间,也是观照易代文人参与文化重建的重要窗口,他们的书写为元大都文学的繁荣拉开了帷幕。     

论元代太湖流域成为绘画中心的原因

元朝建立后,江南的太湖流域迅速恢复生产,成为文人向往的乐土。经济的发展为文人提供了生活上的保证与交通的便利,文化的兴盛、富绅的赞助及杰出文人的个人魅力吸引着大批文人前来,宽松的政治环境也令他们能够自由抒发情性。太湖流域由此成为全国绘画的中心,中国文人画也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一发展趋势对明清画坛亦有肇始之功。     

论知己意识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心态中的知己意识，产生于士阶层的用世思想及其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与现实社会对人才埋没的深刻矛盾，以及文化精英不为世俗认同理解的孤独感。知己意识自孔子以来形成源远流长的文化的文学的传统母题，并表现为臣下对君主的知遇之感与高山流水的知音情结，还有士大夫与歌女间的红粉知己之情。     

唐人刚勇意志力表现与豪侠时代精神

唐人乐于谈论前代豪勇之士如何忍痛带伤立功,充满了对这类豪勇之士的钦敬仰慕。唐人自己的忍痛事迹,也常流播于当时人们的谈论中,不少故事异文很多,一再被复述和转录。自伤忍痛往往还为某一具体目的进行,当事人侠烈气概的外现,具有一种让人钦敬的自我牺牲精神。唐代后期,作为一种固化的民俗,自伤还往往被恶人无赖用来炫示勇力,成为团伙內部考验个体成员忠诚与否的标志。     

浊秽厕神与窈窕女仙──紫姑神话文化意蕴发微

为中国古代神话系统所特有的厕神，最初是东方农耕文明地肥崇拜的产物。其神位在六朝时期由男性后帝“转让”给侍妾出身的紫姑后，千余年间为民间所广泛信祀，成为漫长的封建时代婢妾文化的价值符号，但所享有的冷漠和诬枉实大于同情和尊敬。真正给予紫姑神祗以知己关怀的，是少数杰出士大夫文人，这既是由相对于封建君权的文人的准婢妾地位所决定的，又说明古代民间文化并非总是比士大夫文化更具有民主性和人道性。紫姑作为多位女仙的共名，还是两宋士人心目中真正的文艺女神，这多少可以修正有关对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认知。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疯狂与悲壮的交错盘结--路翎笔下人物浅析

路翎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理解的爱和恨交织的状态下度过的,这使他内心里充满着孤独、恐惧的情愫,又蔓延着渴望被爱的欲望。这种情绪不断地困扰着他,也映射到他笔下主人公的身上,使主人公的灵魂承受着两种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情感折磨。因此,路翎笔下人物都经历着从疯狂到死亡的艰难历程。     

鲁迅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加坡文坛

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地位的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马是寂寞的,并没有享有如在中国一样的声誉;30年代,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后,新马华人都特别推崇鲁迅,可以说几乎把他当作精神导师.     

宗教之天与老庄之天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老子和庄子的视野和言语中是单纬度的,即仅仅是自然之天。事实上,老子与庄子的天概念同时兼具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两种内涵,既是被人们事奉的宗教之天,又是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自然之天。在老庄的哲学体系中不是矛盾的,与其最高哲学范畴“道”也是一致的。     

赫德与英国

赫德为英国人,他效忠于英国,是人之常情,理之当然。但他效忠英国常常是从英国的长远利益着想的,而英国政府往往是从英国当前的利益着想的,于是,赫德与英国政府也往往因为意见不同而发生矛盾、冲突。赫德对英国政府,英国驻华公使及领事的不满形诸笔墨者也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     

《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忠”的观念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并定型。在秦地形成重要影响的《韩非子》一书中，“忠”的论说最为集中。此后的《吕氏春秋》一书，对“忠”的道德规范又有新的解说。所谓“大忠”、“至忠”的宣传，适应了君主专制体制逐渐完备的历史要求。秦代“忠”的观念的普及，是与政治理论家这种政治道德建设的努力相关的。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赫德与德璀琳

赫德与德璀琳在中国海关共事达数十年之久，自然存在着友谊。但是，赫德代表英国利益，德璀琳代表德国利益，赫德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德璀琳接近李鸿章，双方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善卷与武陵

善卷 ,作为一个与武陵有关的尧舜时代的传说人物 ,在古代的一些方志和诗文中都有所记载。但善卷是否真的曾在武陵隐居 ,以前并无人对之加以探究。从有关文献史料看 ,善卷是湖南武陵本土人物。善卷隐居江苏宜兴“善卷洞”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