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状头门第：唐大和六年状头李珪及妻郑氏墓志发微

洛阳新出李珪及妻郑氏墓志记载了这位大和六年状头的科举、婚姻与仕宦经历，并揭示了晚唐时期山东士族之间的婚姻网络，在科举方面的积极进取心态，生动透视出晚唐时期世家大族的真实生存状态。两方墓志也增补了李珪家族姑臧大房李成休一支的基本情况，廓清了晚唐宰相郑肃的元和三年状头身份及其荥阳郑氏小白房的家族世系。墓志还涉及晚唐文士郑鲁、李巨川、郑仁表的生平经历，并纠正了传世文献中郑仁表贬死岭南的错误记载，进一步凸显了新出土墓志资料对于晚唐文学与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

东晋、南朝上承曹魏、西晋,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而出土墓志无疑是考见彼时书法艺术的一种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通过择要分析和介绍＂兰亭论辨＂以来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的颇有影响的成果,明辨六朝墓志书法是如何逐步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的开展又是如何被引发而逐步走向深入的。     

陕西关中丧葬礼俗的文化探究

通过对陕西关中解放前、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丧葬礼俗的葬前礼俗、葬礼、葬后服丧之礼的简要描述 ,探讨了丧葬礼俗的沿革及规律。同时通过对陕西关中传统丧葬礼俗细节的考察 ,阐述了这种丧葬礼俗的文化特征及功能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清南澳总兵阮钦为墓志考略

阮钦为作为清初南澳总兵,早年附台湾郑氏集团,后归顺清政府,是清初东南海上军事、政治史上颇为重要的历史人物。本文以泉州所见墓志为分析文本,并与传世文献相参校,对其籍贯、生年与家族世系加以考订,并分析其仕宦事功。希望通过对阮钦为墓志之考述,能对以往之研究有所补罅。     

语言与社会互动--论乔叟文学创作中的影响因素

作为＂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在英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坎特伯雷故事》序诗的文本分析以及对乔叟家族与王室家族谱系历史学考证,本文认为乔叟文学创作与中世纪英语语言的发展、当时政治社会情绪高度一致,并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乔叟的成名也映证了语言文学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据敦煌卜葬书及《地理新书》等考察,杜甫《卢氏墓志》所记杜氏大茔葬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六甲八卦冢葬法。根据杜甫文中提供的数据推算,杜审言所葬系八卦冢中的乾冢壬穴。杜审言之妻卢氏后葬取甲穴,则是采用"卧马"葬法。杜氏葬取壬穴,合于唐代五姓葬法中杜姓属商之说。卢氏祔葬而不与夫合葬,合于唐代士族的通行做法。杜甫文中称其出于卢氏"遗意",是尽力为卢氏美言。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中国古代夫妻合志首题书写的演变

与单一墓主的墓志题式相比,夫妻合志的复杂性在于墓主的二人性,既然墓志是两人合志,那么在首题中理应兼书两人,但中国古代夫妻合志的首题书写经历了题不书妻到夫妇双标的演变：合志题不书妻,明代以前是常例,明代以后成为特例;合志首题夫妇双标,明代以前是特例,明代以后变为常例。以明为界,夫妻合志首题的书写发生了一个转换。寻究转换的原因,主要有二：服母丧制度的变化;文体自身完善的驱动。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施氏族谱、墓志真伪辨

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施耐庵族谱以及多方墓志（地券）资料的真伪分析,结合传世族谱的问世时间和内容,传世族谱有后人附会的嫌疑：出土墓志（地券）格式、内容和一般墓志有异,且与施耐庵关系含糊,同时墓志内容也有诸多错误,墓志和族谱之间也存在诸多矛盾.结论是现有资料不足以证明施耐庵和兴化施氏的传承关系。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辽代纪时法证史举例

辽代的碑志铭记在纪时法方面多有错误,主要体现在“误用纪时法”和“推算错误”两个方面,原因有辽人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致误、作者的疏忽以及出于风水考虑而刻意修改等。通过对辽代碑志铭记中的纪时法进行研究,即可以解决部分金石文字之残泐问题,亦可纠正现今学者们在辽纪时法方面存在的编年、推算、别字等错误,对深入研究辽代金石文字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