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     

《花儿俏》、《夫妻识字》与《一个妈妈的女儿》——平武白马人民歌中的历史记忆

民歌,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储存族群的历史文化信息。白马藏族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族群,在他们的民歌系统中,有一些歌曲特例引人关注,两首同名《花儿俏》反映了平武白马人地域文化交流的历史,《夫妻识字》是人们的红色时代记忆,《一个妈妈的女儿》则体现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母体的集体认同感,同时也是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一种音乐记忆。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花儿”研究

文章以林县＂花儿＂为田野个案,通过＂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异称的民歌形式,探究民国后＂花儿＂的历史形成、演化和国家化的过程。特别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个人的博弈实践,以及＂花儿＂文化传统如何发生变化,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讨论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意识的影响以及体现在文化展演过程中的音乐变迁;从当代国家中的花儿音乐社区组织、文化申遗工程等方面理解＂国家＂如何参与＂花儿＂和＂花儿会＂概念的建构,以及地区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文化发展背后传递的国家意识形态和音乐＂国家化＂的过程。     

河州“花儿”的成因及艺术特色研究

河州＂花儿＂作为一种以歌咏爱情为主的民歌形式,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河州＂花儿＂形成的要素包括地域文化、民族融合以及诗经的影响等。作为一种民歌,河州＂花儿＂具有灵活多样的比兴手法,丰富多姿的曲令艺术和苍凉悲怆、高亢嘹亮的旋律,用词精妙传神、妙语连珠,表达方式新奇独特以及多样化的美学风格等艺术特色。     

从《诗经》到壮族民歌——通向生活世界的审美与情感

壮族民歌在现代社会中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与文化价值，更是一种民众生活世界的鲜活生命力展现，与《诗经》有着密切的审美与情感渊源。从《诗经》到《越人歌》,再到现代的壮族歌圩，一脉相承的审美心理和自由情感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壮族民歌可以看作是《诗经》在时间与空间线上的传续。民歌的深刻文化源头，即是生活世界中的民众将日常生活付诸诗性思维的审美意境和情感自由表达的真实实践。     

铁骑刀光中的西秦长歌——评东乡族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干歌》

东乡族作家马自祥的长篇历史小说《阿干歌》,＂以小说造史＂的形式,通过历史复原、艺术想象与文化寻根多元互融的创作构建,再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雄阔瑰奇的西秦历史画卷,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乞伏鲜卑卓尔不凡的人物群像,并以荡气回肠的阿干悲歌贯穿始终,多层面演绎了这一古老歌谣与日后传承的民间艺术＂花儿＂的渊源关系。     

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的审美价值

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蒙古族人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堪称是一幅蒙古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蒙古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武装起义反抗反动派的斗争生活。本论文以作者多次到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科尔沁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的文化渊源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审美价值。     

立德与立功——孔子与希罗多德对历史人物评价之比较

孔子的《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分别是中西方史学的两部伟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春秋》以＂立德＂为先,而《历史》以＂立功＂为先。这种差异的形成不是因为孔子和希罗多德的个人差异造成的,而是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是深受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果。     

《榆林日报》对陕北民歌及陕北音乐文化宣传和报道的版块综合分析

《榆林日报》是榆林市委机关报,它作为陕西北部的地方性的报纸,在其创建多年历史中,对陕北民歌及陕北音乐文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道,对榆林民间音乐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榆林地区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对榆林青少年的影响是巨大的,更在对陕北民歌等非物质遗产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同时它也在榆林地区特有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地方性特色。本文通过对《榆林日报》进行简单介绍,对其陕北民歌及陕北音乐文化宣传和报道版块的现状、特点、发展的趋势和重要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其特色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索,又与其同级别报纸《延安日报》的类似版块进行了对比,最后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四川地区民歌《绣荷包》的歌词特点

《绣荷包》是中国广泛流传的民歌,其蕴含的传统意义上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来源于女红,转换为歌唱,在民歌《绣荷包》中蕴含了古典形态的情感因子。四川地区的绣荷包又有其巴蜀文化特色。本文以四川地区民歌《绣荷包》的歌词为研究对象,总结和比对,以呈现其特点。     

中国“花儿”传承基地：松鸣岩“花儿会”调研报告

“花儿”是流行于西北高原上的一种民歌。而“花儿会”则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的传统“花儿”演唱集会。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是西部“花儿”的主要传承地之一。此地蕴藏着原生态淳朴、粗犷的古老“花儿”,极具研究价值,亟待挖掘和抢救。民俗的复兴是本土文化觉醒的标志,“花儿”这一民俗文化依然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是西北农民的精神家园,也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增进各民族团结的媒介。     

客家山歌“情誓”与“情咒”考

“情誓”与“情咒”是民间歌谣中表达爱情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考察中外民歌和客家山歌的一些个案 ,分别探析了“情誓”与“情咒”的不同表现形态、潜在心理、文化内涵、相互影响以及历史传承。     

诗意的栖居——花瑶讪歌史学、文化价值初探

花瑶是聚居在湖南省隆回县境内一个不足七千人的古老族群,是瑶族中一个独特的分支,由于封闭的生活环境,古老的民俗文化得以保存至今。花瑶讪歌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遗产,2006年花瑶呜哇山歌被录入湖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章从花瑶讪歌所散发的思想、艺术魅力中初步探索了花瑶讪歌的史学、文化价值,以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陕北民歌传承人述论

传承人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民间文化得以上承下传的主体。陕北民歌传承人即:在民众中,按照一定的血缘、地缘、业缘或其它传递路线,将自己所拥有的陕北民歌曲目上承下传的演唱者。按照传承的影响及范围,陕北民歌传承人可分为普通传承人、优秀传承人和著名传承人。其传承类型又可分为血缘传承型、师徒传承型、无师自通型和混合型四种。传承人曾经的生存境况是他们能与民歌结合的重要原因,天生优势、个人性格、爱好、努力程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他们对民歌本体的传承。     

清代塔兰奇人的历史见证——挖渠歌

民歌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维吾尔伊犁民歌内容丰富,例如与清代塔兰奇人相关的《挖渠歌》（又译为《修渠歌》）,除具有独特的审美内涵之外,还蕴含了众多的深层文化内涵。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历史文献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对《挖渠歌》进行探究,提出新颖的见解。     

试论川江号子的音乐特色

川江号子是船工在奔腾的川江上航行时传唱的民歌。本文从川江号子的旋律、节奏、歌词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对船工演唱号子时的内心情感作了心理分析,旨在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音乐文化。     

多学科视角看花鼓灯歌舞艺术中的文化

花鼓灯歌舞艺术是中国汉民族民间歌舞艺术重要品类。兼具舞蹈、灯歌、锣鼓与后场小戏表演等诸种表演样态。从历史学、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解读花鼓灯歌舞艺术的文化历史起源、文化结构解析、文化定位研究及其当下意义,对花鼓灯歌舞艺术进行文化信息梳理,确定其区域文化坐标。     

论新化山歌的传承与艺术特点

新化山歌作为梅山文化中音乐中的一支,它的繁衍和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历史情况、生存环境、民生状态,特色文化的积淀是它的灵魂和精华,就新化山歌论述这一区域的地域特色,历史渊源、品种、艺术特色及其在梅山文化中的影响。     

湖南地花鼓的文化价值分析

湖南地花鼓是湖南各个时期社会现实生活的形象再现,是湖南民间歌舞形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不受地区语言的限制,通过表演可达到沟通情感,展示时代精神风貌,孕育新的创造精神的目的。     

原生态民歌的文化特征及其唱法探析

以各民族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原生态民歌,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发展沉积下来的文化遗产。它拥有不可替代的艺术特性,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复制的。通过对原生态民歌的生成“材质”、“族域性”、“基因”的文化特征和内涵以及个性化唱法等予以分析。旨在为创建原生态民歌区别于其他音乐种群的“族域性音乐形态模式”的理论架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