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中韩"岁时记"及岁时民俗比较

自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开创岁时记体例以来,岁时记成为记录岁时生活的标准民俗志体裁。南朝之后中国有完整的岁时记著作系列,同时岁时记体裁及所记述民俗事象传播域外,东亚一些国家的岁时民俗及岁时民俗记录方式深受《荆楚岁时记》的影响,推出了具有民俗文献志价值的系列岁时记著作。韩国接受中国岁时记的影响,在18世纪、19世纪推出一批韩国岁时记著作。本文从民俗志写作体例上比较中韩岁时记的异同,从历史民俗学的角度重点考察18、19世纪中韩岁时民俗的国别表现,以说明民俗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民族性特点。     

重庆秀山"金珠"苗族村的民俗文化及其变迁

文化变迁一直是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对族群的发展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变迁并不是传统文化及其内涵的全部丧失,而是传统文化的互渗、整合和重构.我们以重庆市秀山县民族村为例,在现代化背景下,族群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观念民俗、游艺民俗等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通过理性的考察,我们认为,根据社区的具体特点和民俗文化本身的特质,对之善加保护,应是重庆少数民族社区民俗文化保护的题中之义.     

土族民俗及民俗音乐

土族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有着自己浓厚的民俗特色,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是土族人民历史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和习俗,土族民间音乐以其重要地位存在于民俗的各个领域。本文主要从物质、社会、精神方面窥探土族的民俗活动及民俗音乐。     

民俗主义视角下春节习俗的"真"与"伪"

"民俗主义"的概念不够严谨,"二手民俗"的提法也欠科学。民俗的"真"与"伪"应从它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发展的状态去分析,春节习俗也是那样。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老百姓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本意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实际生活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原生态",它不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切忌为了商业或政治的目的去"打造"某一民俗。     

"塔里木"语源、语义试探

用作河流和盆地名称的tar(l)m(塔里木)一词由指称可汗子女尊号的tar(l)m演变而来,始于821年.该词最初用作回鹘骑兵居地的名称,后转用为当地河流的名称.至于用作盆地之名则更晚,系因河流名称而来.     

"一"意深远--汉英数字"一"的哲学文化蕴含探析

数字也是一面镜子,投射出多方面的文化层次,如哲学、宗教、思维方式、社会政治、历史、民俗等.本文以数字"一"为研究对象,从哲学层面进行研究切入,运用对比研究手段,对汉英语言的"一"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其背后的哲学内涵,以促进了解汉英数字文化中的共性和个性.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书写——论湖南当代作家民俗书写所蕴涵的文化意蕴及审美追求

民俗在文学写作中具有重要意义。作家首先是对民俗进行地域性的、个性化的书写,同时也看到民俗在时代历史中的变迁,民俗的变化可透视历史的风云变换。但更重要的是作家深刻意识到民俗自身独特的生长方式与顽强的生命力,因而,作家利用民俗事像的符号指称功能,赋予它丰富复杂的文化意味,以此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折柳送别"解——论"折柳"民俗蕴涵的树神崇拜、生殖信仰观念

中国有悠久的折柳送别传统,对于这一民俗形成缘由解释较为纷繁,一般认为以"柳"谐"留",是谐音现象.从民俗学、文化学角度,依据大量的文献材料,追溯"折柳"民俗的起源,分析折柳送别现象的生成机理与演变脉络,梳理民俗事项与诗歌吟唱的内在联系,足资证明柳民俗蕴涵着树神崇拜、生殖信仰观念.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论山东民俗的历史分期

山东民俗是中国北方汉民族民俗的代表。山东民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经历了东夷民俗时期、以齐鲁为主的列国殊俗时期、山东民俗的认同时期、山东民俗的凝变时期和西俗东渐时期等五个发展的自然段。     

"中部神话群"的"地域"解读

在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之间,还存续着一个“中部神话群”,它有着自己鲜明的地域特点,折射出浓郁的人性之光与盆地意识,与昆仑、蓬莱神话又保持着某种特定的链接。发现和整合“中部神话群”,是对顾颉刚先生“两个神话系统”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眷顾与批判:民俗叙事的两重视角与两种姿态——民俗文化视域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民俗叙事,蕴涵着时现代中国文化的深层开掘与文学审美价值的提升,应有其重要意义.由于作家们用不同眼光审视民俗文化.新文学的民俗叙事便有两重视角与两种姿态:一是从启蒙文化的角度反思中田传统文化,透视民俗背后历史积淀的滞重和国民精神的愚弱,对民俗多取"批判"姿态;二是引入文化人类学等理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审察民俗,多自然平和的鉴赏趣味.寄托着对"乡村家园"的眷恋之情.     

中国共产党100年: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不断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的庄严使命就是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历程中逐步创立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之制"擘画"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彰显"中国之制"."中国之制"越加牢固,"中国之治"令世界惊叹."中国之制"具有组织优势、力量优势、政治优势与文化自信优势的四大优势,"中国之治"蕴含政党之治、人民之治、文明之治与世界之治的四重内涵.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问题,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中国之治"引领和推动"全球之治".     

庙会民俗传承形态研究——以邯郸黄粱梦庙会为例

庙会民俗传承形态是庙会民俗表现形式及其功利性目标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庙会民俗事象及其内涵和功能的变化。仔细辨识、分析庙会民俗事象的变化,发现庙会民俗的传承形态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庙会民俗事象的"消失"、"消长"、"更替"和"泛化"等。对庙会民俗传承形态的的探讨和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知、理解和把握庙会民俗的传承规律及庙会民俗的历史发展轨迹。     

从几种今俗看古俗的流传和影响

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有的极具生命力。本文拟通过对我国中原广大地区几种民俗的历史源渊和流传情况的考察,来探讨古代民俗的流传和影响,以及古俗和今俗的关系。 一 小儿衣物不夜露 小儿衣物不夜露之俗,是一种极为普遍的习俗,我国从北到南广大农村几乎都严格遵守这一习俗,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汉族居住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小孩的衣服、鞋帽、被褥,甚至包括手帕在内,夜里一定要收回,绝对不许露放于室外。虽然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     

北朝时期河朔民俗的变迁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河朔地区具有"尚儒"之俗,但据现有史料,河朔地区的这种风俗是在北朝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与汉代相比,北朝胡族统治者的尚儒,使河朔地区进入尚侠与尚儒之俗共存的民俗发展阶段,河朔地区儒学人才的州郡分布与数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北朝是河朔民俗、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     

西方民俗研究发展概略

民俗作为一个新的学科研究领域,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民俗研究存在着专业的学术团体和大学中的系和研究中。心两种形式。研究的广度不断扩展,深度也在逐年加深,已拥有了不仅广阔而且系统的研究领域,主要的研究领域可归结为口头文学、物质文化、社会民间风俗、民间表演艺术四大类。西方民俗研究的理论方法有十几种之多,主要有历史地域论、民族民俗论、作用论、结构理论、心理分析理论五种。西方国家民俗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推广这项研究,并使其在当代社会中更具现实应用价值。     

民俗视野中的宋词创作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宋词文化批判兴起，民俗文化就成为宋词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评论者或从宏观的大文化视野关照宋词的产生以及担负的社会文化作用，或将之作为某个历史时期民俗生活材料的记录，在历史层面上进行信息的还原。但是，由于民俗具有生活相和风习的文化意识两个层面，它对宋词创作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风俗画、世态人情的表层展示上，它在更深层次影响着词人的创作情感和艺术思维，以传承性的巨大感染力约束着词人的创作。文章拟就从民俗对词人创作过程的影响切入，探讨民俗文化与宋词创作之间的深层联系。     

真实不伪:前孟荀时代的人性论--以"眚自命出,命自天降"为基点

以往诸学者一谈及先秦时期的人性论,莫不以孔、孟、苟之“三段论”为要,且易以善恶之伦理范畴来界定之,然自此一时期简帛的出土,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先秦人性论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与难得的历史机遇。故文章拟以新近出土之简帛,尤其是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史料基点,对先秦人性论付诸以全新、深入之考查,以图对以往学界对先秦人性论贯之以善恶界定之思维范式有所突破,从而向先秦人性论之整体原貌无限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