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三北”区域功能定位研究 

重庆市“三北”区域在长江上游经济带和重庆市的战略发展中起着增长极的重要作用。科学、准确地定位“三北”区域的功能，是提升重庆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是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对其核心区域的必然要求。在长江上游经济带和重庆市区域发展格局中，“三北”区域应充分培育和发挥增长极带动功能、交通枢纽功能、现代物流功能、商贸流通功能、都市风貌展示功能和体制机制创新源功能。      

融入重庆经济圈助推大竹新跨越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之一,在资金、市场、人才、项目等方面具有极强的扩张、辐射能力.大竹县紧邻重庆市,应紧抓发展机遇,围绕重庆的发展优势,结合自身实际,争取从市场、资金、产业发展方向、科技信息等方面融入重庆经济圈.     

对打造长江上游医疗中心的思考

胡总书记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会上指出了重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三大定位和一大目标:"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怎样抓住这次发展的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担负起将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医疗中心的历史使命,带动长江上游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加速发展?这是一个关系重庆和长江上游人民福祉的重大课题.     

关于重庆地区增长极的选择和培育

新重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农民最多的一个直辖市。设立这样一个直辖市无论从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角度,还是从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角度,都是富有挑战性的试验和建设,重庆如何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在宏观上施行倾斜发展,确定重点开发地域,选择主导经济部门,使重庆成为具有强大推动作用的西南地区的“增长极”,是重庆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发展重庆直辖市增长极的必要性 根据中央对重庆市的功能定位,今后15年重庆肩负着探索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和完成库区百万移民三大历史     

重庆扶贫开发的基本途径

渝万涪黔组建成重庆直辖市,无疑是重庆大发展的一次历史性机遇,赋予了重庆新的历史使命:发挥中心城市经济的凝聚力、辐射力,带动广大腹部地带的发展,形成合理的三峡库区产业群落,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腾飞,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参与亚太经济循环的桥头堡。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新重庆面临严峻的挑战,新     

新重庆，站在历史新起点

有人把我国的长江经济带形象地比喻成一个大写英文字母“H”型的经济结构。中间一横是长江，右边一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竖和一横的交点就是龙头上海；左边一竖是西部资源富集地区，就是长江上游这部分，包括整个西南和部分西北，左边这一竖和一横的交点就是重庆。在长江经济带中可以形成一个以重庆为核心的西部增长极。     

成渝城市群定位考量与趋势判断

成渝城市群的基本定位是:率先建成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城市群;率先成为以城市群引领协调发展的探路者;长江经济带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板块的"契合点";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的"新标杆";中西部地区"四化同步"推进的"先行者";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桥头堡"。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将高度衔接、深度融汇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体现政策实施的契合性;将服从整体、合作多赢,吻合战略取向的开放性;将统一布局、分类指导,明晰区域政策的匹配性。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将对接重庆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牵引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联动开发,有利于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创新全面深化改革路径。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将依托城市群建设的国家战略,重庆为轴心,成都呼应,统筹谋划愿景。     

二元结构视野下对"增长极"理论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许多当代西方学者都从二元结构的视角出发,认真思考过"增长极"概念所概括的城市与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增长极"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实形势下,行政部门必须冷静客观地对待"增长极"的激发效应和负面效应,以积极主动的对策校正"增长极"的正负面效应,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期战略,尽快促成"增长极"与"边缘区域"之间从"分化"到"融合"的转变。     

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与推进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要求合理选择重点地区使其发展为区域的增长中心 ,并依托交通干线 ,“以线串点 ,以点带面”形成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 ,带动和辐射其他地区发展。长江上游经济带是一个跨越中国西南中南腹地的重要经济带 ,是整个长江综合经济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 ,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结合的产物 ,是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措施 ,其目的是要通过长江上游经济带建设 ,推进西部大开发     

关于江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几点思考

一、江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定位和依据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重庆大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要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并在此基础上构筑“都市发达经济圈”、“成渝经济带”、“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个经济高地。江津紧靠重庆市区，连接贵州北部，成渝高速路贯穿江津，地处渝西经济走廊。在西部大开发中，江津的战略定位是：依托重庆主城区，辐射川南、黔北。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