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本侵台与国人反割台运动研究述评

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清末日本侵台与国人反割台运动研究的学术成果,重点梳理了以1874年牡丹社事件为中心的日本早期侵台史,甲午战争与割台及钓鱼岛问题,以及台湾民主国及反割台斗争等问题研究的学术进展,并在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新的研究方向.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暧昧日本观与外交的“公共参与”

众所周知,外交、涉外政策及事务一直是中国决策机制中央集权度最高的部门。但2010年9月3日,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在《中国外交2009》的首发式上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他说,当前来自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甚至是网民的意见,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戈Ⅱ时的重要参考。“外交”从公众不得置喙的禁区到公共参与,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公众参与外交并非易事,需要一整套制度保障。     

区域安全复合体中的“极”与非“极”间的互动与身份塑造——以冷战后日本对蒙古经济外交为例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蒙古的经济外交不仅包括巨额的经济援助,也由最初的单向的经济援助逐步扩展为广泛的、深入的经济合作。外交是国家间基于相互间的利益展开的互动。日本对蒙古经济外交的开展基础是由双方战略利益的契合度决定的。本文深入分析了冷战后日蒙双方在开展经济外交方面的战略利益契合点。     

日本与国民政府1933年关税税率问题：税率公布之前的双方动向

1933年5月,中国国民政府基于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公布了一份新的关税税率.这份新税率的公布,各国其实早已预见,并且在公布之前,即向中方多加探询.然而,由于新税率远比以往为高,因而引起了日本等国的不满.尤其是日本方面的反应,可说是最为激烈.对于这份新税率,日本方面声称其为“排日税率”,并且在往后的几年当中,不断地要求国民政府修正.但是,若就中方相关档案进行检讨,则可发现日方的指控难以成立.事实上,财政部制订此一税率,其主要目的实为确保收入.由于此一目的与保护国内产业以及各国对华贸易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财政部在制订新税率的过程当中,采取了彻底保密的做法,甚至还误导了各方的观测.这样的情况,使得日方虽然在新税率公布之前,曾和中方有所接触,但终究难以掌握新税率的走向,外务省甚至还曾一度抱持着乐观的看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刻鸿沟,终使得中日双方在新税率公布之后,进行了长期性的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