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自建电报线路考辨

我国最早的电线电报通讯始于何时?这是近代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应该给予正确回答的问题。在我国最早架设电线进行电报通讯的是外国人。至于我国自己试办电线电报,目前史学界一般以为,试办于1874年,时值日本侵台,沈葆桢在福建倡导发动,但未成,“成功是在1879年(光绪五年)”,李鸿章得清政府批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设电线至天津。并于1880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李鸿章“和戎”外交与甲午之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决定和影响着此后中日两国的发展趋势和走向。清政府战败后,帝国主义纷至沓来,大大加深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日本则以此为契机加快发展,逐渐步入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清政府甲午战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李鸿章奉行妥协退让的"和戎"外交方针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晚清政府以夷制夷策略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运用

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成为列强妥协斗争的场所.晚清政府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过程中多次运用了以夷制夷策略,先后经历了在处理朝鲜问题上联合列强制衡日本,甲午战争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义和团运动后又联合日本牵制俄国,以及在晚清末期联合美英平衡日俄势力.以夷制夷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本质是一种均势战略,其实施的前提是国家的实力.晚清政府分化瓦解、相互制衡的以夷制夷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反而促使列强的妥协与联合,使得晚清政府更深地陷入到列强的包围之中.晚清政府"制夷"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更大程度地为"夷"所制.     

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边疆危机与清末新疆电报线的建设

19世纪80年代,中国大多数省份陆续接通电报线路。新疆电报线的建设相对较晚,1891年俄、英两国蚕食帕米尔地区的边疆危机出现后,清政府才决定建设由甘肃通往新疆省城的电报线。随着帕米尔危机日趋严重,清政府又将电报线路设至新疆其他重要地区,以应对边境危局。边疆危机成为新疆电报线建造的重要推动力。     

福州电报学堂新论

近代以来,电报作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传入了中国。同治光绪朝,西方人在福建沿海私设陆路电线,遭致民间力量的反对,清政府为平息争端把陆路电线收归官办,并在福州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虽然福州电报学堂开设一年旋即停办,却为中国的电报事业培养出第一批先进人才。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分析,重新论述电报学堂开办的始末,在考证福州电报学堂开办地点的同时,也探析了福州电报学堂毕业生在近代电报事业上所做的贡献。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     

晚清中外海底电报交涉述评

19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致力于扩充在华电信力量，晚清政府拒阻海底电报登陆及在中国陆地设线，但由于缺乏领海权意识，并不禁止外国在中国沿海海底敷设电报线缆。这种立场和原则使晚清政府丧失了海上通信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面对西方电信势力的冲击，进而在事实上失去了海底电报登陆控制权。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中法“北黎冲突”前清方情报搜集与传递(1881-1884)

在中法战争过程中,清方情报搜集与传递工作基本依赖于李鸿章构建的具有一定私属性质的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络在中法"北黎冲突"前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对于清政府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决策意义重大。但由于决策中心和情报中心的分离使得清方在中法战争的战略决策始终存在较多失误。而这个情报网络在战争全面爆发后最终也走向溃散。本文即试图探讨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前期的情报工作,通过对清方军政、外交情报网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中法战争历史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清政府此时段内政治军事系统的运作。     

刘鹗致祸原因考辨

关于刘鹗被清政府逮捕流放的原因 ,长期以来先后有庚子年私售太仓粟、争浦口地产、借外债开矿筑路诸说 ,然而按诸史料 ,皆不足信。其实 ,刘鹗伙同日本人在吉林与韩国边界走私贩盐 ,特别是在韩国发起成立盐运会社一事 ,才是其致祸的直接和真正原因。清政府鉴于该事件触犯法令、损害国家权益 ,导致外交纠纷 ,妨害华商权益等 ,密令将其逮捕 ,旋即流放新疆。另外 ,刘鹗于 190 6年两次东渡日本并到韩国 ,及其合伙人高子衡等同遭流放 ,均与盐运会社事相关。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洋务外交决策方式的新变化

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的外交决策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枢与地方讨论决策和地方督抚自主决策是两个明显的表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固有的双重外交体制的存在和地方势力的不断扩张。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决策空间,也反映晚清决策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中法马江战役及其历史教训

1884年,法国发动了侵越战争,并把战火燃烧到中国的福建,爆发了中法马江之战.在马江战役中,我国军民,面对强敌,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一、法国侵略者阴谋占领福州摧毁船厂1884年6月,越南"北黎事件"发生后,法国侵略者以清政府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为借口,无理要求清政府赔款二亿五千万法郎,并宣称法国将采取直接行动来获取实施中法《简明条约》的担保品.海军少将利士比、付官日格密在给法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里声称:"我看海军分舰队的一个强力行动及占取一地以为质,对于强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