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海外华商风险管理研究——基于印度尼西亚华商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走出去"战略鼓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海外华商的数量与日俱增。但华商由于当地及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原因,面临着许多人身及财产风险,尤其是华商聚集的东南亚地区,多年来袭击华商的事件不断见诸媒体。本文以历史上东南亚地区排华反华尤为严重的国家印度尼西亚为例,通过对华商与其关联群体的梳理分析,从中分析印尼华商群体所需承担的主要风险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并针对每一关联群体的风险特点给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及应急管理的对策建议,以期减少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华商和华侨华人的人身及财产风险,更好地实施"一路一带"重大战略。     

华商海外政治性风险的特点和防范

近年来,诸如特定商业限制、恐怖袭击、战乱政变等政治性风险对华商海外经营活动带来了严重影响,表明华商海外安全形势令人担忧.当前,世界经济趋稳向好不明显,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安全环境仍有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长时期内,华商海外行商环境仍不乐观.华商要提高风险意识,各方应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从结构性权力及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中国投资东盟的驱动机制探析

中国自提出"走出去"战略11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在世界经济总体放缓、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日益严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决定国际化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中还具有巨大潜力。驱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因素、生产成本因素、经营发展因素、政策因素等几个方面。     

论中俄经济合作的跨文化风险

随着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中国境外资本投资中蕴含的灾难性风险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来.与此同时,受这场危机的冲击,在俄罗斯境内出现了对矿产资本投资的巨大需求,这也是中俄经济合作的一个重大机遇.但是,大量事实证明,机遇背后存在着跨文化风险,它们足以威胁两国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使表面上充满前景的中俄经济合作暗藏危机.为此,中俄两国的投资人必须注意与经济合作、投资活动及跨文化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深层文化因素,化解文化冲突,排除跨文化风险.     

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因素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和牵制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美国因素对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影响绝不是决定性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中国与东盟居于地缘政治和长远战略利益的需要 ,而不仅仅是对抗美国压力的一种策略     

凝聚世界华商力量全力助推蓝色经济——前进中的青岛华商投资发展促进会

青岛华商投资发展促进会(简称“青岛华商会”)是由来自青岛市及山东区域内工商科技、金融服务业各界企业家自发成立的社团组织 是“世界华商投资促进会“和”世界华商联合会的分支机构,是沟通青岛企业与世界华商联系的桥梁与广阔平台.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各国顺应时代潮流的新举措。但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亚太经济合作格局的复杂性、东盟区域内部合作的矛盾性、中国与东盟在贸易与吸引外资方面存在的竞争性、双方增强互信的艰巨性以及国际政治及经济格局的复杂性对其的影响等等。在充分认识困难的基础上,中国与东盟各国应该加强合作,处理和协调好各种区域合作形式的关系;中国要认识到帮助东盟发展的必要性,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其经济的互补性;增进沟通和互信,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协调域内外国家关系,加强中日韩互助合作,最终顺利完成亚洲的区域整合。     

中国参与非洲港口发展:形势分析与风险管控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程中,中非海上互通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撒哈拉以南非洲港口及其集疏运系统发展滞后并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目前,在区域规划的引领下,该地区国家已大力推动运输通道和港口建设。中国在对接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的过程中,相关融资机构与建设运营企业已通过多种方式,建设、投资与运营了部分港口项目,但亦面临因项目布局、参与主体构成及运行方式不合理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因环保问题和东道国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可能触发的社会风险,以及外部政治因素引起的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重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往往相互交织、互为触发因素。妥善应对这些风险,对保障中国参与非洲港口发展及中非海上互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政府、融资机构、相关建设与投资运营企业需优化项目评估与项目布局、拓展融资方式、强化社会风险防范、构建利益相关方共同体以及充分利用多边合作平台。     

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风险分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巴后,中巴经济走廊正式步入全面实施阶段。虽然中巴经济走廊发展前景向好,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走廊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政治上,巴基斯坦政局存在不稳定因素,且各政党还未真正就经济走廊路线达成共识;经济上,巴基斯坦产业基础薄弱,投资环境欠佳;安全上,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并不稳定,且瓜德尔港所在的俾路支省安全形势更令人担忧,另外中国新疆的安全形势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最后,域外国家可能对经济走廊有所干扰。上述风险都可能阻碍经济走廊建设,需要中巴两国高度重视。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二者之间贸易关系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选取东盟五国为样本,利用1965-2010年的相关数据,借助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显示:从长期和短期看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与日本间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创造效应.由于产业极差的存在,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二者间贸易的扩大.实证结论在利用外资带动进出口贸易发展方面为我国提供了借鉴.     

越南投资法研究——以CAFTA协议为视角

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启动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在投资和各项贸易方面展开密切合作.越南是中国的重要投资对象,CAFTA协议为两国在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供许多机遇和保障,通过对CFATA协议框架之下的越南投资法律的具体分析,期冀能为中国企业在对越投资方面提供制度上的认识和投资纠纷救济的指导.     

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新进展及其问题--评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

面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的状况,为适应全球性自由贸易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日本与东盟召开了领导人特别会议,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这对加强日本同东盟"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促进双方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然而,因日本农业自由化进展缓慢,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关于签署经济合作协定的谈判进展未必顺利.     

东盟基础公共服务地区间差异及均等化路径探析

东盟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当前中国与东盟一体化合作机制深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东盟共同体的建立标志着东盟各国愿意携手实现地区一体化。增强区域互联互通、减少公共服务差异是建设东盟共同体的重要手段。通过对东盟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并构建均等化指数,发现东盟各国间的基础公共服务差异巨大,这将会在短期乃至长期对东盟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东盟需要通过优化各国制度质量、加强资金用途监管,做好区域公共服务水平测评、精准定位地方需求,完善相应配套设施、改善公共服务环境,合理利用国际投资与援助、拓宽基建资金来源等方式来满足地方发展的基础公共服务需求,逐步完善国内发展环境。     

创业企业成长风险的跟踪管理

创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创业投资家需要针对创业企业的成长风险构建特殊的风险跟踪管理机制。创业企业成长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诊断和风险管理三个环节,主要受创业企业发展阶段、股权比例、投资行业和投资效果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可采用监控和增值服务两种手段来对创业企业成长风险加以管理。     

论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

艺术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工具之一。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发展过程中要注重发挥文化产业的推动力作用。文化产业的合作,可以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争取主动,鼓励商业和文化共同体紧密互动,加强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区域合作与交流。     

印度发展与东亚的经贸联系

东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南亚的大国印度自1991年推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后,开始关注东亚成功的快速发展的经济。拉奥总理、辛格财政部长多次强调印度要学习东亚的经验。 近几年来,印度同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活动大大加强,联系越来越密切。去年印度与泰国达成在投资、旅游和贸易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今年它与东盟决定成立东盟—印度扇形联合     

东盟的APEC政策与作用

东盟是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的创始成员，与该组织的其它成员在经济和政治上关系密切。东盟的ＡＰＥＣ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东盟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要求ＡＰＥＣ保持松散性、协商性、非机构化等特点，使其对东盟具有更多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茂物会议后，东盟对ＡＰＥＣ实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采取了更为合作的态度，但仍然保持强烈的独立决策意识，把东盟自由贸易区（ＡＦＴＡ）的利益放在首位。东盟作为正在崛起的次地区国家集团，在ＡＰＥＣ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风险与防范

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最紧迫的课题即加强外部风险防范，对各种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外部风险进行有效监测，并形成预警机制。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延扩展，其与国家利益的依存度增大，则经济安全系数愈低。经济风险与经济安全成反比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链效应，综合表现为“钟摆效应”；其博弈游戏性质揭示着参与国际分工愈深，不安全性就愈强。外部经济风险的逃选与聚敛现象作用于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对其防范的关键是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构建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     

90年代亚太发展中地区的外资投资发展趋势

９０年代亚太发展中地区的外资投资发展趋势汪慕恒到了９０年代，亚太发展中地区（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东盟四国、中国、越南、印度）已经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出口工业生产基地”和“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其重要的动力因素之一是自６０年代中期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