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互惠、互动的中日经贸合作

自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以来,双边政治关系风风雨雨、一波三折,然而双边经济合作却基本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技术、资金、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等方面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中日之间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互补性又成为双边经贸依赖关系的基础.在长期经济合作过程中,双边互惠、双赢,形成了"投资与贸易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政治关系回暖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业已确立的条件下,经济合作必将迎来新的发展.     

中国对马来西亚经贸发展策略

利用翔实准确的进出口数据,对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状况、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结构及贸易优势,中马两国之间同时存在互补和竞争的分析,两国的经贸发展应向贸易平衡,增进产业互补等方向发展。     

中俄服务贸易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在中俄服务贸易合作过程中,存在诸如俄罗斯服务贸易进出口领域较集中、双方合作规模较小、受俄罗斯的社会治安影响等问题。同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俄两国合作存在政策推进、地缘优势、政治互信优势、强大的市场需求等广泛的基础。中俄服务贸易合作存在较大潜力。因此,建议在能源输送、物流、旅游、信息技术、金融、建筑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以促进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分析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其政治、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繁荣。本文在回顾和厘清中日关系和贸易的演进及现状的基础上,从双边货物贸易、FDI及其企业经营业绩、双边旅游服务贸易等三个方面实证分析了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的影响。分析表明,钓鱼岛争端对中日两国经济有负面影响,改善中日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两国的比较优势和经贸共赢。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协同发展的评价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是中俄两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东北与俄远东都属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次区域,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的出台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东北与远东地区地缘优势突出、互补优势明显、发展理念契合、政治互信,具有开展合作交流的现实基础,两大战略的同步实施也为上述区域协同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在战略的推动作用下,双边合作意愿强烈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但受东北地区及远东地区内部经济形势的限制,双边协同发展的程度仍然不高。在此背景下,对两地域的协同发展程度进行评价,对促进两地域进一步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中韩建交30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与半导体产业合作

中韩两国建交30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实现了快速发展,合作模式由传统贸易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技术贸易为主导的新模式,当前已经处于重视技术贸易的阶段。半导体产业是当今世界代表性的战略性产业,中韩两国在该产业领域经历了由加工贸易合作逐渐转变为国际竞争的角色变迁,并带来了良性的正外部性循环。在全球半导体产业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中韩两国需要加强全球供应链合作,在各方面的商品和技术贸易领域实现互补性合作,加强上游领域的研发创新合作,进而提高高附加值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俄科技互补性分析与合作方式多样性的探讨

中国与俄罗斯的科技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最具发展潜力的重要领域。由于两国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各自地区的经济、科技发展不平衡,彼此的科技需求也不完全一样,由此形成了需求互补。这种互补的客观性要求我们在对俄的科技合作中采取灵活多样、力求实效、稳步推进的策略。在具体合作形式上,应当不拘一格、方式各异,努力做到技术引进与输出相结合;科技合作与人才交流相结合;引进技术与培养人才相结合。     

"中国威胁论"之虚实考证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有关“中国威胁论”和“日本产业空心化论”纷纷出笼。从一般分析看 ,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各自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要 ,从两国贸易关系看 ,中国并未对日本构成威胁 ,增加日本对华投资也是有利于两国的举措 ,因而可以认为 ,当前中日贸易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互补和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     

中日经济合作的新视野:产业关联——从日本经济结构调整说起

人们普遍认为,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这不仅因为两国自邦交正常化以来,在政府贷款、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而且因为日本为其经济扩张更加重视建立亚太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而中国在致力     

进口关税、实际汇率与中日双边贸易

本文分析了中日关税、汇率政策与中日贸易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如果中日两国发生了双边关税制裁,则日本增加关税不一定会引致中国贸易收支变差、日本贸易收支改善.并且,一般来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引致中国贸易收支变差、日本贸易收支改善;反之,则相反.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可能伴随有中国贸易收支改善、日本贸易收支变差.在中日双边关税、人民币实际汇率以及中日总产出同时变动的情况下,则中日贸易收支取决于中日两国关税变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以及中日总产出变动等力量之间的对比,仅从中国某一政策变动就得出对日本贸易收支不利的论断是没有理论依据的.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