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不是《幽闺记》的评点者 --兼与赵红娟先生商榷

本文从解读凌延喜的<拜月亭传奇跋>入手,结合凌氏家族刻书的实际情况及凌濛初评点<西厢记><琵琶记>的体例,指出凌濛初不可能是朱墨本<幽闺记>的评点者.又通过对<南音三籁>与朱墨本<幽闺记>的比勘,并联系明代曲坛的状况,论定凌濛初不是朱墨本<幽闺记>的评点者.进而从三个方面对凌延喜<拜月亭传奇跋>所言凌濛初得到沈璟手抄本一事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明代吴兴刻书家闵、凌二姓世系考

吴兴闵氏、凌氏家族是明代后期浙江重要的私家刻书商.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吴兴闵氏宗谱>和<凌氏宗谱>等文献,对闵、凌二姓的世系关系做出考证和梳理.     

《教坊记》中“戏”之探考

<教坊记>在中国戏曲理论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教坊记>中"戏"字的多次出现,尤其值得关注.本文从<教坊记>中"戏"的含义, <教坊记>与戏剧直接有关的内容, <教坊记>与戏剧间接有关的内容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探讨了<教坊记>中的"戏".     

龚自珍的六经正名

<六经正名>表述了龚自珍关于儒家经典的观念.此观念以刘向的<七略>为依据,反对经与传、记、群书、诸子的混而不分,提出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并力图据以写定五经.而龚自珍所认定的五经及其可与相配的著作,实际上是他自已思想的反映,而与<四库全书>的划分有着很大的不同,具有诸多的独特价值,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琵琶记》盛行全明原因探析

高明<琵琶记>向被誉为"南戏之祖",在整个明代一直走红.学戏以<琵琶记>为先,作剧以<琵琶记>为样板,各声腔剧种纷纷移植<琵琶记>.<琵琶记>盛行全明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著名的正宗文人参与创作,从而大大提升了南戏的地位,掀开了文人创作南戏新的一页;第二,<琵琶记>立意好,八面玲珑,人见人爱,适合社会各阶层观众群体审美趣味;第三,<琵琶记>语言美,雅而不古,俗而不土,表现力强,富有韵味,雅俗共赏;第四,<琵琶记>带动了众多地方声腔剧种走向成熟、繁荣.     

论《琵琶记》在悲剧研究中的价值--兼谈一种新的悲剧思想:"核心价值破碎论"

<琵琶记>是一部典型的"大团圆"作品.分析并论证其悲剧性质,对于深入认识这一经典作品十分必要.<琵琶记>悲剧性质的确定当中还蕴涵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这对于认识悲剧特质,正确理解悲剧作品等,均有重要意义.     

《双女坟记》的创作与流传过程辨析

在比较<双女坟记>中韩各种文本的基础上,把从<双女坟记>到<仙女红袋>的演变理解为一个多代多人的创作过程,认为<双女坟记>在唐末初创时为志怪体,其后在中国流传时延续了这个特征,并始终与当地传说紧密结合.罗末丽初,<双女坟记>传入朝鲜,有人据此扩写成骈文体传奇,后来,又有人再加以扩写,此即<太平通栽>的<崔致远>.<仙女红袋>为其节缩本,无论是中国的<双女坟记>,还是韩国的<崔致远>,其作者是崔致远的可能性都不大.     

凌濛初评点《幽闺记》及与沈璟交游考

《幽闺记》的评点者为凌初《幽闺记》批语中录有沈氏论评十条 ,皆以“词隐生曰”注明 ,但其他批语的作者为谁 ,在批语及凌延喜跋中均未提及。《王立承题记》曰 :“是书虽延喜所编刻 ,然评语实多出于初成之手。原跋谓家仲父得之词隐生抄本 ,而末折尾曲‘中郎兔颖端溪砚 ,阙处完成断处连 ,从此人家尽可搬’。《琵琶记·凡例》谓非君美之旧。此本虽未删削 ,但仍存初成语于其上 ,是其证也。”按 :“郎”字当为“山”之误。查凌初《琵琶记·凡例》 ,有如下之言 :“今世所行古曲 ,皆受改窜之冤。观《拜月亭》末折云 :‘中山兔颖端溪砚 ,断处完…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不要玷污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维护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评《汉字哲学初探》

李敏生的<汉字哲学初探>一书混淆了语言和文字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常识性错误,该书还存在信口开河、克隆自己的"著"作等不良学风.为维护语言文字科学的尊严,对该书的错误及其作者的不良学风必须予以严厉批评.     

八股文对明代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以《香囊记》的骈偶倾向为例

八股文对明前期戏曲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香囊记>上.通过对<香囊记>与八股文文本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正如徐渭所言,<香囊记>的对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八股文移植而来的.邵璨通过对前腔体制的创造性改造实现了这种移植.     

清代戏曲剧目探考

<虎媒记>、<翻西厢>、<青风剑>等清代戏曲作品,其归属、性质等,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而方以智的<锦缠玉>、宋征璧的<寄愁轩>,在各种戏曲书录中均未见著录,对此有必要进行考辨和补遗.     

扬雄《方言》中的记音字与方言词

扬雄<方言>在当时没有标音手段的历史条件下,大胆使用汉字记录了各地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语和方音,在用字记词方面很有特色.<方言>被解释语用字中的记音字共519个.扬雄在记录方言词语时,既有用几个记音字记录同一个方言词的情况,也有用一个记音字记录几个不同的方言词的情况.这519个记音字所表记的512个方言词,实词507个、虚词5个,单纯词505个、合成词7个.文章从<方言>记音字与所记词语的关系以及<方言>记音字所表词的词汇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价值和意义.     

《儒林传稿》与《宋学渊源记》

阮元<儒林传稿>的理学记载有相当贡献,对清代学术有重要影响,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就曾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蕴涵着清代学术史的丰富信息.<宋学渊源记>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两者均利用了彭绍升<二林居集>有关记述,相辅相成,构成了清代理学史的叙述.     

吕祖谦的《诗》学观

吕祖谦为南宋鸿儒,于<诗>学颇富造诣,代表作<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本文从<吕氏家塾读诗记>入手,论述了吕祖谦对<诗序>的批判,对毛、郑的驳正,意在廓清朱熹以来学者们对吕祖谦的偏见.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及创作年代辨证

通过对<洛阳伽蓝记>、 <魏书>、 <北齐书>、 <北史>和隋唐有关文献的考察,街之应为"杨"姓.从<广弘明集>衙之小传和晋唐记载人物籍贯的体例分析,衙之的籍贯应指西晋时期的幽州北平郡.街之的生平及仕历,从现存的史料大致知道他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洛阳伽蓝记>的创作当始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约至武定五年(547)的七、八月之间完成.完成此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记载人文地理的"<庙记>体"地志著作对<洛阳伽蓝记>创作的影响应引起学者的重视.     

《百美新咏图传》考论——兼与刘精民、王英志先生商榷

颜希源<百美新咏图传>汇集了古代百余位女性,以诗配画,并附以小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国内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以"百美"为名的书籍;<图传>还走出国门,受到歌德的重视.<图传>的版本现存以乾隆五十七年为较早,其后曾多次再版.书贾射利,曾对该书的编者、内容加以篡改.今人刘精民整理的<图传>亦有阙误,王英志曾据以误辑袁枚诗.文中一一予以辨明.     

《大唐西域记》与唐代中原、西域的文化互动

唐初洛阳僧人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一书,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其中关于新疆于阗政权的毗沙门天王和金银大鼠的记载,被隐居嵩山的书生李筌加以改造,写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中,使毗沙门天王在唐代演变成中国的战神,形成一种军礼制度和军事文化.关于"烈士"协助隐士求仙失败的故事,启发和促使了唐代类似题材小说的创作.这体现了该书所传达的西域文化对唐代中原文化的濡染和渗透.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20世纪初,<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刊登了梁启超与包天笑的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勿庸置疑,它们都是传授先进的天文学知识的科学小说.然而,新世纪伊始,"世界末日"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通过对英文原作、日译本、中译本、中文创作版的异同比较,从清末的"科学"与"科学小说"、"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世界末日记>中看似矛盾的"科学"和"世界末日"、"世纪末",实际上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深刻意味.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