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与如实陈述义务的利弊权衡－兼论我国的立法选择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还是责令其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是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刑事司法状况而作出的立法选择.从当今世界各国宪法、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以及联合国有关文件的规定来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但我国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于此,我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权衡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利弊和要求其如实陈述的利弊的基础上,拟对我国的立法选择加以分析.     

诉讼职能区分原理与“如实陈述义务”——探析沉默权合理性的另一思路

沉默权作为一项完整的权利为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所共同享有。但是,目前在国内无论是学者还是实务工作者都很少有人从审判角度来考察沉默权问题,而仅仅局限在侦查阶段。本文主要运用诉讼职能区分原理来论证在审判阶段中要求被告人承担“如实陈述义务”的不合理性。     

历史之惰性:如实回答

如实回答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实属人造之物,体现了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唯有用文化来考查,才能看清其表征的意义与价值,进而判断如实回答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抛弃如实回答,是文化迈向自由的必然选择.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要加强立法改革,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并做好法律解释;建立侦查讯问程序,加大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力度;转变观念并强化侦查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意识.     

我国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主体应为发起人、控股股东、发行人或上市公司及其负有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专业中介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诱空虚假陈述与投资者所受损失之间也应存在因果关系。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范围应依虚假陈述类型的不同而分别加以确定 ,计算投资差额损失时宜采用累计计算法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探讨

文章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追究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制度的相应对策建议,以期指导司法实践。     

当事人据实陈述义务初探

当事人不据实陈述 ,既影响了办案的质量 ,又影响了办案的效率。借鉴他国经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 ,立法上规定当事人据实陈述义务有助于诉讼公正的实现、诉讼效益的提高和诉讼体系的完善     

从如实回答到沉默权--一种文化的解答

沉默权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公正的最低标准之一,而如实回答依然存立于我国.沉默权距离我们有多远?从如实回答到沉默权是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文化在迈向自由的同时,亦应该是沉默权确立之日.     

低调陈述的修辞艺术

低调陈述是英语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低调陈述反映英语文化中的文化、价值以及现实等,所以不理解英语低调陈述就不能算是真正掌握英语。本文从类型、结构及修辞特色三方面对低调陈述修辞手段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帮助学习者提高阅读理解能力和文学欣赏能力。     

保险法上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研究

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非同一人时,由于保险人测算风险和法院统一裁判案件的考量,被保险人是否应当成为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值得一议。本文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与简炳燊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为例,对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从投保人主义、均负主义以及分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三个角度分别进行了理由阐述和案例的适用分析,并提出以均负主义为原则,以投保人主义为例外的观点。     

论澳门刑法中的累犯制度

澳门刑法典中的累犯制度 ,经历了“行为中心论”至“行为人中心论”的演变 ;受两大法系和东西文化交替影响以及华人居于主体的社会结构 ,导致其累犯制度的设置具有独特性 ;有关累犯人格评价因素的规定、刑罚时效完成后能否构成累犯、服刑中的犯罪人能否构成累犯以及关于累犯法域条件等立法选择 ,其合理性程度值得研究     

大陆法系共犯与刑事责任之比较

本文对大陆法系共犯与刑事责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各国刑法对共犯构成以及刑事责任的规定都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借鉴国外的立法内容,对于完善中国刑法而言仍然是必要的。首先,有必要在刑法总则中对身份问题以及共犯与身份的关系问题作出全面规定。其次,有必要对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涉及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的有关内容认真加以研究,从法理与实践两方面探究其利弊得失。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中日刑法受贿罪概要比较

贿赂犯罪是中日两国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两国刑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使两国刑法在打击和规制受贿犯罪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在不断完善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增强打击力度的宏观方面，二者较为一致。而在受贿罪的名称设置、犯罪构成、量刑等方面又有较大区别。其中，在罪名设置、受贿的内容、受贿罪的构成条件方面，日本刑法的规定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借鉴。     

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

唐律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体现者、规范者和捍卫者.唐律的内容体现了刑事司法的主体、参与人、程序、证据、强制措施、法律的适用、刑罚的执行等方面,是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忠实的体现者.唐律对唐朝刑事制度的规范比较全面、具体和易操作,为这一制度的适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唐律通过刑罚手段来惩治违反刑事司法制度的行为,力度比较大.唐律能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唐律包含有唐朝刑事司法制度的调整范围.詹初的主流刑事司法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疏议"起了完善唐朝刑事司法制度内容的作用等.在唐律与唐朝的刑事司法制度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唐朝前、后期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后世律典对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沿革.最后,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古代东方其他法中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别十分明显.     

论罪刑法定视野下的“轻重”刑事政策

"轻重"刑事政策是是基于对特定法益保护的要求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重罪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和体现,实行这一政策也有助于起到特殊预防的目的,能更好的保护法益.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考虑,轻重刑事政策应该实现法定化,在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下来.就绑架罪而言,应该一方面降低绑架罪的起刑点,以求取得罪与罪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从保护被绑架人的生命安全出发,设定对主动或者应要求释放人质的行为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条款,以更为有效地实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     

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我国立法构想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审判委员会制度评析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项司法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目前在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持批评观点者居多,甚至主张废除该项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虽然存在诸多负面效应,如违背司法独立原则、违背诉讼基本规律、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等,但也有明显的正面效应,如可以遏制个别法官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以及能够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等.因此要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给予合理评价,并充分认识它在司法实践中的积极作用.     

刑法与平等简论

平等原则作为人类的美好梦想由来已久.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以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对后世与今世的人们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名言.正确地理解刑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无论对于定罪、量刑抑或行刑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上规定的平等原则,我们都必须对此有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刑事责任归责解构

刑事责任归责问题历来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所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刑事责任的归责认定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见解.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功能的部分融合带来刑事责任归责新视野.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是一个由客观责任到主客观相统一责任、从责任擅断到责任法定、由不平等责任到平等责任逐步进化的过程.刑事责任归责要素包括:危害行为、因果关系、罪过、期待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