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建德大量任用隋官僚是在擒杀宇文化及后吗

《辞海》关于窦大量任用隋官僚始于何时的说法,似欠妥当: “擒杀宇文化及后,大量任用隋官僚,遣使到洛阳朝见越王侗,在战争中‘每获人士,必加恩遇’。”据《旧唐书·窦建德传》所载: “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资治通鉴》炀帝大业十二年:“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我们知道,《旧唐书》是隋唐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其史料价值远高于《新唐书》等;《通鉴》一向享有较高的声誉,隋唐史研究亦常以之为据。据上二书得知,窦擒杀宇文化及父子在武德二年;而上引大用隋官士人的史料,却明明是在大业十     

魏征进谏的主要特点

我国古代的谏臣,就其作用、成就与影响,首推初唐的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河北馆陶人(一说河北曲城,今大名县东)。少时出家为道士,隋末投瓦岗起义军,后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失败,入唐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唐太宗即位后,擢为谏议大夫,后又任侍中等职。他前后进谏二百余事,多被唐太宗采纳。唐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唐代初期社会的发展,以至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魏征的谏议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在史学界似无争论。     

洺州降唐史释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在虎牢兵败被俘后,洺州的去向是关键的一举,它决定大夏的存亡,也集中反映大夏政权内部各种势力的动向。《通鉴》卷189《唐纪》高祖武德四年五月条有云:时,建德余众走至洛州,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还向海隅为盗。(齐)善行独以为不可,曰:“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土马精强,一朝为擒,易于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等为亡国,岂     

关于窦建德评价的几个问题——与马驰同志商榷

窦建德是隋末唐初的重要人物之一,但长期以来却未得到史学界的正确评价。1980年,马驰同志发表《试论窦建德的皇权崇拜》一文,对窦建德提出了新看法。然以笔者浅见,马驰同志的评价仍失之于偏,很有商榷的必要。     

魏征退位以后

魏征被唐太宗誉为“人镜”这是人们熟悉的,但他不迷恋权位、尤其是他退位以后的行为,还不大为人了解,今天读来也还是很感人的。 魏征(公元580——643年),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时胸有大志,博览群书,避乱曾为道士。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起义,继又在窦建德起义军中做过事,最后,他投奔唐王朝,开始任太子洗马,为李建成主管经籍图书。魏征见李世民勋业日隆,多次劝告     

郑樵、顾祖禹州郡沿革说辨析

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卷八,有一段以州的变迁为主要脉络,概括综述我国古代政区划分的起始及沿革的文字:“郑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割据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为州,炀帝改州为郡,而州郡相等。唐混州郡为一,于建置京邑之州,则始命为府。宋又府州并列矣。’自元建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几与县同列云。” 文中郑氏当指郑樵。《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曰:“其未成之书……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可见郑氏确曾有对郡县迁革的研究,惜未传世,     

欧阳修与宋辽关系

宋辽关系中友好交往的一面,曾经在欧阳修身上有过明显的反映。史籍载有契丹降人韩皋漠受太叔所遣,请宋出兵助他谋取其国,以及宋廷二府“将议从之”等事(见于《欧阳永叔集·附录》卷五欧阳发等所述《先公事迹》。欧阳修当时反对说:“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奈何欲助其叛乱?使事不成,得(何)以为辞!”主议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欧阳修)力争之不已,遂止。既而虏中太叔举事不成而死。”(《欧阳永叔集·附录》卷五《先公事迹》) 欧阳修这个“以信义为本”的原则,是他儒学思想在民族关系方面的体现。这在宋辽关系中,起了促进友好的积极作用。今考之《辽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一般史籍,契丹太叔——即皇太叔耶律重元(一作宗元,辽兴宗耶律宗真之     

“文忠公之(女么)”考补

《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二辑载有蒲戈同志写的“文忠公之嬷”的考文,对庚辰本《石头记》第十六回正文“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句末的朱笔夹批“文忠公之嬷”五字,提出了新见解。文中说,“‘文忠公之嬷’这五字批语,是批书人在说,这是傅恒乳母的声口,而不是说这个乳母是     

关于唐代晚期府、州上佐(长史、司马、别驾)的几点意见

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在《唐代府州僚佐考》(载《唐史研究丛稿》)一文中指出:“是晚唐时代,中州已不置司马,料下州必同,是则其时大多数州府皆不置别驾、司马,下州本不置长史,是无上佐之官矣。长史,除大都督府外,中叶以后极少见,疑一般州府实亦不置。则中州亦无上佐之官矣。然则晚唐时代,惟诸京府有少尹,两辅、六雄、十紧、十望、三十四州有别驾,及其它上州有司马,至于中下等州皆无上佐之任矣。”这一意见值得商榷。     

徐世勣与瓦岗军

徐世勣是翟让领导的瓦岗农民军的元从宿将,唐初有名的将领和宰相。两《唐书》有传,陕西礼泉县昭陵徐世勣墓前有唐高宗“御撰、御书”的《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武公李碑》(后简称《李勣墓碑》),特别是昭陵博物馆开放,展出刘袆之撰《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勣墓志铭并     

戏曲中的“旦”

“旦”在戏曲中指女性角色,其义众说纷纭:明人徐渭认为,宋时妓女以乐器置篮中担之以出,日“花旦”,后因省担为旦(见《南词叙录》);胡应麟则认为戏曲角色之命名皆系反语,“妇宜夜而命以旦也”(见《少室山房笔丛》);清杨恩寿则有“所谓旦者,乃司乐之总名”“以优之少者假扮为女”之说(见《词余丛话》)。戏剧史家周贻自认为,“旦”系“姐”字演变而来。顺序是先有“姐”,由“姐”讹为“妲”(宋杂剧有《老孤遣妲》、《双卖妲》、《槛哮店休妲》,“妲”皆“姐”之讹),再由“妲”简笔为“旦”(金元院本有《旦判孤》、《酸孤旦》,《老孤遣旦》)。(见周贻白《中国戏曲论集》)。笔者近来翻阅资料,却发现戏曲中的“旦”,乃渊自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之艺术结晶,系古代胡语之译音。     

宫体赋初探

宫体赋初探张丽“宫体”之谓，始自萧梁，虽是指萧纲、萧绎、徐扌离父子、庾肩吾父子等人创作的“辞藻艳发”、“伤于轻靡”（《南史·简文纪》）的淫艳侧丽之诗，然而“宫体所传，且变朝野”（《南史·帝纪论》），“哀思之音，遂移风俗”（魏征《梁论》），时人蜂拥相从...     

“旦日”不是“明日”

《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威王纳谏》一文说的“旦日,客从外来”之“旦日”,朱东润先生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北京大学编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全日制十年制学校语文课本》均注释为“明日”。我认为此注似不妥。据《甲骨卜辞:“戊旦湄,至昏不雨。”(《邺初》33.3)旦与昏相对成文。《木兰诗》:“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旦与暮相对成文。旦是日出,昏、暮是日入。《说文解字》说:“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是则旦乃日出地上也,     

《左传》“公子士洩”新考

清代学者李惇、俞正燮及近代章炳麟、杨伯峻等先生均主张《左传》僖公二十年“公子士洩堵寇”、二十四年“公子士洩堵俞弥”于“洩堵寇”、“洩堵俞弥”断句。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甲本)有关“堵之俞弥”的表述,为《左传》应在“公子士洩”断句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公子士洩”系郑国公族,与宣公三年作为郑文公之子的“公子士”并非一人。《左传》及相关著作如《史记》等书的点校失误当据此订正。     

“中兴宗袞”议

姑苏文庙东廊有林则徐所书《大唐中兴颂》(楷书石刻),见后若有所思:林公何以书于道光乙未夏六月?林公书此又何以未载于日记?林公何以以“天宝遗事”耿耿于怀? 考林公《日记》,粗知林公作书分三种情况: 兴之所至,鬱之所结:前者如于江苏巡抚任上诗酒雅集之诗友唱和;后者典型的便是钦差大臣被罢免之后,1840年古历十月初八至十一月几乎日日之“竟日作字”。     

《全唐诗》杂考（十六）

《全唐诗》杂考（十六）胡可先卷四九一滕迈《春色满皇州》注：“一作薛能诗。”按据《登科记考》卷十八，《春色满皇州》为元和十年进士试题，《唐诗纪事》卷四九又载滕迈登元和进士第，是为滕迈诗无疑。若薛能，于会昌六年及第，见《唐才子传》卷七，与此诗无涉。卷四九...     

陟升皇之赫戏兮——《离骚》管窥之四

王注:“皇,皇天也。赫戏,光明貌。”洪补“《西京赋》云:叛赫戏以辉煌。赫戏,炎盛也。”按:训皇为皇天,与训皇为皇考一样不可通。清儒知其不妥,故朱冀《离骚辨》云:“升皇者。初日之名也。……今世俗称西坠之日为落照,则东升之日名之日升皇。”这是很有道理的。唯朱冀袭旧说仍读陟如字,则似有可商。在《离骚》中,一般第一个是动词者,后面跟着的则是动词的宾语,如“驾八龙之婉婉”,“载云旗之委蛇”,“诏西皇使涉予”等俱是。而“陟升皇     

论隋代均田令的形成——隋代均田令研究之一

隋代是一个经济富庶的朝代,其经济富庶的原因主要是均田制的实行.然而,关于隋代均田令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空白.许多同志沿续历史旧说,将隋代的田令与北齐的田令同等看待,认为隋代田令“皆遵北齐之制”,似乎二者之间毫无变化,只是照搬来沿用了一下而已,没有研究的必要.其实,这种传统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有必要研究商讨.笔者就隋代均田令的形成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请教于方家. 一关于隋代田令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皆遵北齐之制”,不仅唐初的魏征等人坚持此论,就连杜佑、马端临也这样讲.这一观点的提出和长期流行,否定了隋代     

唐玄宗杨贵妃形魂故事的演进

在中国古代帝王后妃中,以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流传得最多、最广.李杨故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记述两人生前的,另一类是描绘一生一死的.本文介绍李杨一生一死之间的故事,其他暂不涉及.(一)《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传上·玄宗杨贵妃传》云:“上皇自蜀还,令中使祭奠,诏令改葬.礼部侍郎李揆曰:‘龙武将土诛国忠,以其负国兆乱.令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惧,葬礼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于他所.初瘗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乃今图其形于别殿,朝夕视之.”(《新唐书》卷七十六《后妃传上·杨贵妃传》同)《全唐文》卷四十一有玄宗《王文郁画贵妃像赞》,略云:“忆昔宫中,尔颜类玉”.“生平雅容,清缣半幅.”这个《像赞》,不但证明两《唐书》记载属实,而且说出杨玉环像是画在细绢上,画工姓王名文郁.     

《水浒》没有反皇思想吗?——答欧阳健同志

在《学术研究辑刊》(现改为《中州学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拙文《略论〈水浒〉的反皇思想》(以下简称《略论》)。很想得到研究《水浒》的同志们的帮助。 去年《中州学刊》第三期发表了欧阳健同志与金实秋、牛玉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与我的观点很不一致。现想就《水浒》的反皇思想问题重申自己的看法,想再次争得欧阳健和其他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欧阳健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欧阳文)不同意金、牛二同志关于《水浒》反皇帝的论述,更不同意我的《水浒》有反皇思想的看法,并且认为《水浒》若有反皇思想,“那就意味着对于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根本否定了。”但我在《略论》中的提法是这样的:“反皇思想还仅限于是对皇帝的蔑视、揭露、批判和挑战”,并在文章最后重申:“《水浒》所表现的反皇思想仅是在思想上对皇帝的批判与否定,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行动上对皇帝的取缔。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决不能用今人的政治观点来苛求古人。”显然欧阳健同志的商榷意见是忽视了《略论》的提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