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新经济业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是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具有前沿性、复杂性的重大课题。平台经济的兴起及劳动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等因素促成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产生，这也导致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二元论”划分模式不合时宜。劳动关系归属模糊、劳动风险加大、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等问题，让该类群体劳动权益面临“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大部分灵活就业群体实际上处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体制保障”之外的状态，现实中既被“经济性接纳”,又被“社会性排斥”,主要表现为他们实际上是平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却被企业挡在“外环”。同时，他们也是享受城市公共产品资源的体制外群体，与标准劳动关系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劳动权益保障力度的不均衡性等引发数量较多、案情复杂化的劳动争议，从而影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等重要目标的稳步推进。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应重新厘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分类别差异化保护措施，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综合应对举措。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论我国灵活就业中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我国现阶段灵活就业呈迅速发展趋势,现有的劳动法律法规存在明显不适应灵活就业生存和发展的情况,应对其作出修改和调整,并尽快制定灵活就业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本文重点研究灵活就业中非全日制用工、保险推销员、出租车司机、劳动派遣和家内劳动特殊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研究

灵活就业是指有别于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现代工厂、企业的就业。灵活就业在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劳动关系、工作场地、劳动条件等方面,都不如主流的正规部门的就业。灵活性就业在世界上已广为通行。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就业形式日趋多样化,灵活就业也有了迅速发展。在我国,灵活就业人员从其分布看,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和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者。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所谓非正规部门,是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一般分为雇佣很少工人的微型企业;家庭…     

我国灵活就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认知误区、主要问题及推进策略

灵活就业是我国社会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渠道。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把灵活就业等同于劳务派遣或兼职、把灵活就业等同于失业、认为灵活就业只是低端工作等认识上的误区。在促进灵活就业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劳动关系不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不足以及职业发展存在掣肘等一系列问题。未来应该加强我国灵活就业劳动关系体系建设、建立健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引导集体协商，切实转变观念，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灵活就业人员能力实现最大化的角度认识发展灵活就业的意义，以推进我国灵活就业的发展。     

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随着共享经济与灵活就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为共享经济平台与平台就业人员提供证照代办、身份核验、业务分包、收入结算等综合性服务的“服务平台”。在服务平台场景下,平台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又呈现出一些特有的新问题,突出体现在：企业用户借服务平台掩盖劳动关系,“多角用工”模式导致确定维权对象困难以及“劳动管理”的认定缺乏明确标准。作为保障服务平台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对策,需要服务平台落实签约履约管理责任,监管机关整备用工关系认定指南,行业协会、工会乃至科研机构、主流媒体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建平台领域健康良好的用工秩序。     

平台型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研究——以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型灵活就业作为重要的新就业形态之一,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劳动就业,另一方面也存在较多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台型灵活就业由于劳动关系模糊、参与主体权责不清、无集体协商机制等特点,导致外卖骑手地位太过弱势、名义工资高而实际工资低、对劳动者隐性控制严格、平台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明显等问题.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平台型灵活就业健康持续发展,政府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应探索建立平台型就业者的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提供组织基础;平台企业应转变"用工"理念,改善就业者的安全和保障性待遇;劳动者自身应提升认识水平,增强维权意识.     

灵活就业员工的心理契约平衡

心理契约是和谐劳动关系治理的有效工具。灵活就业员工的心理契约内容以交易维度为主,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更易产生契约破裂和违背且职业忠诚和组织忠诚分离。构筑灵活就业员工的心理契约平衡应着力于构筑就业能力、建立尊重和关爱、实施支持性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非正规就业群体权益保护中行业工会的作用研究

恰当的组织形式,是工会有效维权的一个基本前提。非正规就业在缓解失业压力、拉动各国经济发展中,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由于其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和用工方式的不稳定性,从业者却经常遭遇工资报酬、社会保障等权利受损的多重困扰。在经济发展多元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工会的组织形式和维权功能受到严峻挑战。因此,组建行业工会并通过行业工会介入劳动关系运行的关键环节,是维护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疫情时代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挑战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也给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带来严重挑战。一方面劳动形态的多元化将深入演化和发展;另一方面劳动关系二元结构的局限性在新冠疫情中不断被放大,具体体现为各方利益不平衡、市场发展不协调、制度设计不充分。当前,追踪和把脉新冠肺炎疫情时代和谐劳动关系构建面临的问题,需要完善劳动法规体系,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发挥集体协商协调劳动关系作用,积极预防和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形成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格局;坚持底线思维,把促进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建立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灵活就业劳动者公平享受各项社会保障待遇。     

浅谈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就业形式的多样化,我国的灵活就业群体有了迅速发展。相比之下,针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管理工作进展明显缓慢,主要问题是社会保障覆盖率低、社会保障关系难以建立和接续。作者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特点、灵活就业人员的主要来源结构、建立和接续社会保障关系的主要制约因素作了简要分析,并在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关系管理的措施建议。     

新形势下做好就业工作的几点思考

促进就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 ,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多样 ,就业问题与结构调整、企业改革、劳动者素质、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相关。解决就业问题需要采取综合措施 ,重要的是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适当调整     

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机制弥合

生产资料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催生了多种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平台依附型就业者由此而生。就业权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是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统一的理论动因,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就业风险分担不平等、劳动基准保护不平等、司法裁判不一致等因素的存在,要求从现实层面注重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的保护。推动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统一应适度拓展社会保险权利,构建良性的风险分担机制;适度提供劳动基准保护,构建良性的生存保障机制;适度调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构建良性的司法裁判机制。通过找准平台依附型就业者权利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之间的差距,来构建适宜的弥合机制,进而推动就业领域法律平等目标的实现。     

就业质量:内涵及其与就业数量的关系

就业质量是就业的重要内涵。当前,实现“充分就业,体面劳动”是我国政府就业工作的目标。就业质量是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内容主要包括:工作的性质、聘用条件、工作环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等方面。就业质量与就业数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数量与质量两手抓、两手硬,才能使就业工作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共享经济下灵活就业法律制度重构

就业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合理平衡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在当前以"灵活就业为主、正规就业为辅"的共享经济就业格局中,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制度往往更倾向于对正规就业的保护,而灵活就业在法律制度以及政策规范上却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乃至空白。故此,在劳动者类型多样化这一特有的国情背景之下,我国应当在立法上准确区分传统就业和灵活就业,借鉴德国"三分法"的经验,赋予灵活就业者以"类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多层次、多侧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权利救济机制,继而培育和形成一个有保护的灵活就业市场,从而助推共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及政策建议

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在用人单位、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要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用人单位必须转变对农民工的歧视观念,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制度。政府需要建立健全农民工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发挥企业工会职能;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逐步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逐步消除社会歧视。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的分层保护及其制度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的用工形态呈现非典型化趋势,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难以涵摄新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倒逼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发生转变。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分层要求表现为诸多就业效应,其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以及极化效应导致劳动者结构性失业和阶层极化现象加剧,需更加关注中等阶层群体。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及休息权受到影响,而劳动者分层保障机制的覆盖性仍有不足。应对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分层保护要求,不仅要确立劳动者分层标准,还要构建系统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非正规就业的关键问题和政策建议

非正规就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国际经验、历史发展、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来看,都有其客观必然性,对于解决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的就业问题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完善,非正规就业存在劳动关系不规范、技能培训缺乏,社会保障缺失、管理和服务滞后等一些列问题,制约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解决非正规就业面临的关键问题,必须立足于"十二五"时期经济和就业形势.建立社会保护政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完善管理服务体系.     

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就业制度经历了从统包统配到政府政策指导下市场就业的改革 ,体现在改革国有企业劳动制度、推行多种就业形式、统筹城乡就业、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历程说明 ,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必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 ,用改革的精神推进就业工作 ;必须统筹兼顾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