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股市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渐规范和完善,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的关联性正在加强。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GARCH—M模型,对中美股市收益和波动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给出了参数的估计结果和主要实证结论。美国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开始产生溢出效应,而中国股票市场对美国股票市场还没有产生溢出效应。     

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研究——基于VAR-GARCH-BEKK模型

在对中国货币市场利率、汇率和股票市场进行总体经验分解的基础上,运用VAR-GARCH-BEKK模型对实证分析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利率与股市间存在双向溢出效应,汇率和股市、利率和汇率间存在非对称的溢出效应,市场间存在显著的传导性,影响的方向和力度有所差异,从长周期趋势来看,汇率相较利率对股票市场波动溢出影响更具持久性。应密切关注市场波动,避免金融市场风险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在有效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应着眼长期趋势,甄别市场波动力度与持久性,适时适度地完成货币政策调控。     

中国能源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TVP-VAR-DY模型的实证研究

“双碳”背景下中国能源结构面临深度调整,能源市场不确定性加大,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能源市场与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对于推进我国能源市场价格机制改革、防范金融风险跨市场传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TVP-VAR-DY模型研究了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类能源市场与A股市场的时变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煤炭、石油、天然气市场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从静态溢出效应来看,原油市场与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明显强于煤炭和天然气市场,说明能源市场与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与能源商品的“金融化”程度密切相关;从动态溢出效应来看,溢出水平对于极端事件较为敏感,当股市崩盘等极端事件发生时,能源市场与股市的波动溢出指数明显上升;最后,从方向性溢出和动态网络分析来看,各市场的方向性溢出以及溢出网络的结构特征均会随经济金融环境不断变化,且原油市场和股票市场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时变特征。     

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研究

将利率作为外生变量,运用VAR-（BV）E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收益溢出方面,只存在股票市场对可转债市场的溢出效应。在波动溢出方面,存在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利率市场向股票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从非对称溢出效应来看,存在股票市场对可转债市场的波动溢出的非对称性,由此可以看出,股票市场仍然是出于绝对支配地位的金融市场。     

溢出效应研究进展

国内外对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溢出、知识溢出、FDI溢出、区域溢出及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等方面,并且已取得较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范围仍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成果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研究广度与深度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方法和手段亟待进一步改进。系统梳理、总结和评述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溢出效应问题,对有效解决经济主体间的外部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研究

借助研究和开发费用支出的溢出效应理论，建立河北省前向和后向科技费用支出流量系数模型，计算出各部门的受益者效应和贡献者效应，并根据聚类分析法，对部门间的技术创新联系进行分析，得出科技研发活动溢出效应具体的贡献部门和获得性部门，从而对河北省如何在部门间合理高效地配置有限的研发费用提出建设性意见。     

FDI溢出效应:理论、经验研究述评

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FDI外部效应的表现,FDI溢出效应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FDI行业内的溢出机制主要表现为竞争作用机制,而FDI行业间的溢出机制主要表现为链接作用机制。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关联网络的研究视角

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各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不断上升,局部金融风险通过关联网络不断地扩散,进而形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溢出的网络特征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根据2005—2019年全球主要股票市场的股指数据,采用网络拓扑方法测度全球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并采用滚窗估计对系统性风险溢出进行动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美国处于全球风险溢出网络的中心地位,而中国尚处于网络边缘,并与周边经济体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此外,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水平呈现出一种“脆弱”的状态,易受风险事件的冲击。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衡量省级层面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包含滞后效应的行业间溢出效应模型,对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做出了行业间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山东省内资供应商的产出水平,即存在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但是通过前向关联的技术溢出则表现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A股与亚洲主要股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探讨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步伐的加快,A股与亚洲几个主要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和风险传导效应进一步增强,而波动溢出效应是不同股市间风险传导路径和方向的重要指标。通过运用二元GARCH—BEKK（1,1）模型对A股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表明：A股与中国香港港、印度股市呈现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与日本股市呈现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但与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三地股市不呈现波动溢出效应。文章力图揭示A股与亚洲几个主要股市的风险传导效应,以期为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供风险防范等相关对策建议。     

时变视角下中美农产品期货波动溢出效应实证

由于金融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时变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采用双变量BEKK模型研究了国内外农产品期货市场间时变波动溢出关系,得出结论:农产品期货的波动均显著地受到自身前期波动的影响,波动具有聚集性和持久性;美国玉米期货与中国玉米期货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是美国大豆期货与中国大豆期货、美国豆粕期货与中国豆粕期货之间均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大豆期货和豆粕期货在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权力,即定价权。     

深港股市一体化:现实要求、制度比较和路径选择

实现深港两地股票市场一体化意义十分重大。它既有现实要求,也有一定的基础和可能。通过对深港两地股市的规模和板块、证交所制度、股市发行制度以及股市监管制度等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尽管两地股市在管理制度的基础框架层面上大致相同,但是具体到实践运作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和差异,两地股市一体化程度还比较低。因此未来的融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采取新的有效对策。     

国内外油脂期货市场溢出效应及信息传导关系

采用多元 VAR（1）-GARCH（1,1）-BEKK 模型研究了中国的棕榈油、豆油和菜籽油以及美国豆油、加拿大油菜籽五个期货市场之间的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而通过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市场间的信息传导关系。研究发现：美国豆油和加拿大油菜籽对中国三个油脂期货市场均有单向的收益溢出,中国的三大油脂期货表现为豆油对棕榈油、棕榈油对菜籽油存在单向的收益溢出;除了中国的豆油、棕榈油对菜籽油期货市场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外,其他市场间均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五个市场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具有相同的信息传导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芝加哥豆油期货市场和加拿大油菜籽期货市场分别是世界豆油和菜籽油的定价中心,大连期货市场是国内的油脂产品定价中心。     

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证券市场管理研究

中国股市发展的历程表明 ,中国股市并非西方的自由市场 ,而是受政府操控、为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目标服务的有限自由市场。配合我国经济走出低谷、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期的需要及与新兴国家的股票市场进行对比后可知 ,我国应当而且可以实行一个长期稳步攀升的大牛市政策 ,可以达到以股市上升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为此 ,应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 ,增加入市资金 ,加强法制建设等。     

国际股市对上证综指的影响

为了检验国际股市对上海股市的影响,选取2000—2011年国际主要股票市场与中国股票市场日收盘数据,分别假定模型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学生t分布或广义误差分布(GED),根据极大似然函数值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选择最优的非对称GARCH模型,研究了标准普尔500(SP500)、恒生指数(HIS)、伦敦富时(FTSE)、日经(N225)对上证综指(SSEC)的影响。结果表明:香港市场和英国市场对上海市场均存在正向影响,美国市场与上海市场负相关,香港市场的影响最为显著,日本股市对上海股市不存在明显影响。同时发现上证综指收益率波动存在杠杆效应,利空消息对股市的冲击大于利好消息对股市的冲击。     

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试图对影响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行为的主客观因素进行探讨 ,在此基础上 ,提出有利于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一些建议     

公司债券与股票间极端风险溢出研究——基于分位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

公司债券与股票是公司融资的重要手段,两者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备受关注。从微观层面出发,利用2010-2019年126家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分位GARCH模型度量公司债券与股票极端风险,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考察两者间极端风险溢出。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债券的极端风险整体上低于股票的极端风险;公司债券与股票共同受公司价值影响,两者间存在显著的极端风险溢出;公司债券与股票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具有非对称性,即公司债券对股票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高于股票对公司债券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股灾的爆发对上市公司经营环境产生了冲击,使公司债券与股票的极端风险增大,两者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强度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