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析分与整合:百年新诗形式探索的非线性梳理

综观中国新诗形式探索的百年历程 ,可以发现析分与整合相交替的发展趋势。诗人和理论家通过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 ,提出或倡导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新诗形式理论或观点。基于对百年新诗形式探索的“非线性梳理”,较突出的是 ,语言的迁移对新诗质地的改变应引起足够重视 ,新诗形式探索最终应该落实到对现代汉语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上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复活的城:革命语境下的中国新诗都市话语分析

在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中,革命语境制约着中国诗人对都市的感知.在革命视角下的现代都市表现呈现出双重属性:现代化标志与罪恶性深渊,"母亲"和"妓女"的二重形象成为革命诗歌经典的抒情模式.都市"复活"的神话构成其主要的精神指向.新诗的革命话语与都市话语的复杂联系与内在矛盾形成中国新诗发展的独特景观.     

论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

“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19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本文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五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这一时期新诗中的呈现,在重绘1940年代新诗图谱的过程中,为中国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提供参考.     

田汉早期的诗学贡献——对《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及其写作背景的考察

田汉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了参与新诗讨论的长文《诗人与劳动问题》。此文将无政府主义的"劳动"概念引入诗歌讨论,结合诗人人格修养与无政府主义社会改造的话题,突破了当时关于新诗形式与内容讨论的基本框架,为新诗主体建构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思考。将其放回田汉早年的文学与社会活动以及少年中国学会社会改造实践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中看待早期新诗理论的框架与历史脉络。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是 2 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围绕着中国新诗语言这一总的论题 ,有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 :第一 ,就新诗语言资源而言 ,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 ;第二 ,就新诗语言质地而言 ,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 ,在二者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 ;第三 ,就新诗语言风格而言 ,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 ,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它们构成了探究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元问题” ,所有关于新诗本质的认识、关于新诗特性的悟察和关于新诗整体成就的评价等等问题 ,都可以此为基点得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