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代性:剔除、强化与妥协——对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英、法文学译介的跨文化解读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来源,“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五四时期,《小说月报》大力译介英国、法国文学,摸索了剔除、强化和妥协等三种西方文学进入中国的途径,形成了这一时期较为典型的“翻译现代性”理念与实践。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经“翻译”而来的文学“现代性”追求是复杂而多向度的,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不只是一种打通了域外文学／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之间界限的中国“现代文学”构造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境的差异与冲突间的跨文化抉择,也是一份消弭了文学性／社会性彼此不同指向而呈现出自省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交混的矛盾而又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致“现代”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叙事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民族国家叙事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复杂形态。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晚清至"五四":一种现代认知机制的生成及其对文学的重组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诞生的文学,受时代语境的影响,追求西方现代性曾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主要价值导向。自晚清开始,很多作家都近乎自觉地与"西化"知识分子的论调保持一致,把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想象添加到新文学的构成之中,由此,中国文学的文化逻辑、叙事模式、话语策略、情感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论《新青年》的现代性

本文以《新青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五四”现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文章认为《新青年》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新青年》同人以西方文化资源作支撑,而且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现代性的因子,以此展开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向动态建构。文章还反思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局限性。     

中国现代文坛对乔伊斯的译介

中国现代文坛对乔伊斯的译介,存在一条并不显著却完整清晰的线索。通过现代文学30年间对其译介史料的梳理分析,可见中国现代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先锋"意识流"的译介倾向:心灵启蒙与审美追求共存,同时审美追求又胜于心灵启蒙。这体现了译介在中国现代文坛除以工具性为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文学性及审美自律性。     

现代中国留学生阵营不同的文化选择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现代性的发展具有“追求与反抗”两个维度。从不同国度归来的留学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主张 ,他们在激烈的对话中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性的进程     

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文化的突围与重构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次伟大转机,它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下,通过语言文字、价值观念、审美形态的种种变革,最终获得了现代性的话语平台。但是,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并不等于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文学革命所完成的终极历史使命,也只是“文化”的转型而不是“传统”的否定。这其中就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去向问题,我们必须去加以解决。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