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爱及其启示

裴斯泰洛齐是外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真正实践教育爱的教育家,在他创办的贫儿学校里,裴斯泰洛齐以"爱的教育"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忧儿童之忧,乐儿童之乐,用赤诚之爱滋润孩子的心田。文章系统阐述了裴斯泰洛齐"爱的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他作为著名教育家对学生的施爱与被爱给予我们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启示。     

教育的现实诉求:呼唤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于19世纪后半叶传入我国.在民国时期,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借助当时的教育传媒,对我国的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具有独创性、普适性等诸多优点的裴氏教育思想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意,进一步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从而成为研究外国人物思想的热点之一.时至今日,以我国的社会和教育改革为契机,对裴氏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又达到了新的高潮.裴氏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他的和谐教育、爱的教育、教学心理学化以及农村教育等教育思想中.     

裴斯泰洛齐教育实验初探

裴斯泰洛齐教育实验在外国教育实验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我国学界对它的研究又非常少，本文拟对其教育实验做一初步的探讨。     

论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

裴斯泰洛齐的农村成人教育思想是法国资本主义启蒙运动和他本人生活经历的产物,它是裴氏对近代资本主义民众教育的乌托邦式构想。其中,技术训练和道德教化相结合的实施方式,通过理性治家教育培养民众资本主义精神,是近代西欧实现由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发展的一种教育学解释,对于今日中国如何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仍有重要启示。      

教育之父亨理裴斯泰洛齐

要是把裴斯泰洛齐看做著作家,他则不勝其渺小,决不像康德,歌特有汗牛充栋的作品,使读者生望洋兴嘆的感慨。他止有五部著:1 隐士的晚间(Abendstunde eines Einsiedlers),2 林哈德与葛吐德(Lienhard und Getrud),3 葛吐德怎样教育她的孩子们(Wie Getrudihne Ki nder er-     

两种模式的比较--裴斯泰洛齐的贫民教育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

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是中外教育史上致力于乡村教育的两位教育家,他们在教育实验和理论的形成中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基督的博爱精神,有各自的理论基础.教育实验扎根于农村;实验服务的对象是穷人;其目的是解决农民的劣根性;教育内容强化训练、重实用、重生活;教育手段上科学化、简单化,成功地创造了两种农村教育模式.     

克鲁普斯卡雅《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娜·康·克鲁普斯卡雅(1895——1939年)是苏联杰出的教育家。她的教有名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写于1915年。当时俄国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她写了这部著作。书中阐述了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等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探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     

丰富背景知识——美国珍妮·亨利《论高等教育中培养熟练的阅读技能》译评

一般人研究如何培养阅读技能,都是就被阅读的教材本身来研究如何更快、更好地去读懂它、读熟它;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提出的从直观开始以练习结束的教育程序之主张是这样;19世纪上半叶,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完整的四阶段(明了——对所学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联想——使新教内容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联系起来,系统——指导学生获得新的结论,方法——指导学生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新的事实和现象上去)教     

福录培尔的教育理论浅探

德国教育家福录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ebel,1782—1852)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民主教育思想的信奉者,他以献身幼儿教育事业、建立幼儿教育理论而著称于世.福录培尔出生于土灵省(Thuringian)森林里的一个叫做欧伯维斯巴哈(Obeiweissbach)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路德派新教的牧师.福录     

传统与现代博弈场域中孕育的中国近代教育哲学——以严复教育哲学思想为考察中心

［摘要］在中国近代教育哲学史上，严复与中国近代教育哲学有着难舍难分的特殊情结，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哲学的先驱。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缔造的传统与现代博弈的时代场域中，他凭借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以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积极探索教育之路，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富民之方，将近代完整意义的科学思想引入教育领域，突破“中体西用”的哲学思想框架，构筑了中国近代“三民教育论”的哲学体系，勾画了近代教育哲学思想蓝图。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论威廉·詹姆斯的意识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意识研究”(或意识科学)被誉为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威廉·詹姆斯是意识研究“第一个黄金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开拓者。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上的开拓性和全面性工作涉及四个方面:第一,詹姆斯在哲学和心理学上关于意识的众多主题的研究在当代仍显示出跨时代的蓬勃生机。第二,詹姆斯是意识的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神经生理学。第三,詹姆斯在意识研究的方法论上持多元开放的态度,自发地将意识的第一人称研究与第三人称研究结合在一起。第四,詹姆斯率先将宗教体验与神经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宗教体验的神经学研究。在当代意识科学的背景中概括和回顾詹姆斯的意识研究具有双重意义:既有助于确定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有助于系统理解詹姆斯为当代意识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新旧嬗替,转化传统与引介西学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体系重要的知识与思想资源。傅斯年、蒙文通二人皆经历了出入今古、由经入史的学思历程。傅斯年贯彻以历史观点探究中国文化演变,考察思想意识历时演进的轨迹,估价与建构文明价值|蒙文通阐发儒学义理与经史之学,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学以塑造中华文明主体性。若以傅斯年与蒙文通的学术分合与经史纠葛为中心,考察民国学界划分夷夏、辨证性命、沟通汉宋的关联与旨趣,或可阐发“通识”与“专家”、“求其是”与“求其古”等学术理念,重估进而转化中华文明体系的多元路径,为实现“以国故整理科学”的学术转向提供参考。     

行政责令行为法律规范分析及立法规范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本土化与均衡化： 以西北联合大学建立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面临着制度调和与区域均衡的双重挑战。1927-1937年前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忧外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初步发展了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在此过程中,制度借鉴与结构调整成为当时高等教育发展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从北平大学的出现到西北联大的建立,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制度移植的本土化尝试与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前者是主动应对,处理国外与国内的制度差异;后者为被动承担,侧重东部与西部的格局调整。无论是制度移植的本土化过程,还是区域分布的均衡化努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问题,西北联大建立的历史轨迹则为这两大问题提供了历史的思考与改革的镜鉴。     

民国时期对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认知的引述

民国时期,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有关“教”功能理念的认知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引述进入中国。这些理念既包括对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的内涵、对象与目的的理解,而这种理念是递进性的;也包括新兴的儿童学运动对于“教”功能理念的支撑。这些理念关注欧美近代心理科学的进步对欧美近代幼教“教”功能理念的提升作用。欧美近代幼教思想中“教”功能理念在民国的引述具有阶段性,呼应了当时中国幼教面临的三大客观诉求,丰富了民国幼教思想的内涵,促进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