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旭的汉语诗学研究

许世旭先生是当代韩国最负盛名的汉语诗人和汉学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是海外汉语新诗研究的典范。许世旭先生的汉语诗学研究,主要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长期的阅读体验,也来源于他长时间地体验并融入汉语文化生活。许世旭先生构建了成熟的汉语诗学方法论体系,能够跳出中国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新诗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当局者迷的局面,具有丰富的诗学内容。但同时,他的汉语诗学思想在具备中国诗歌审美属性的同时,也涌动着半岛文化和高丽民族的文化性格,隐现出挥之不去的民族情愫。     

汉字的构成艺术与汉语母语写作

文字的构成艺术不仅规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特征,也规定了中华美学精神的特征。汉字构成艺术的六书规定了汉语母语写作的意象特征,中国传统诗学的意象论促进了中华民族抒情文学的高度发达,使中国成为诗的王国。具体说来,汉字的六书构成主要规定了汉语母语写作的意象论规律,意象论在唐宋时代逐步发展成为意境论,促进了诗歌艺术的高度发展。宋代以后意象论在市民经济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小说论、典型论。这种发展过程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汉字的六书构成由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再到转注、假借的转换,形成了意象论到意境论再到典型论的发展,直接规制了汉语母语写作的历史发展进程。     

从《诗经》里醒来的美学刺猬——张蜀恒“诗歌评书”的声音诗学考察

在内蒙古汉语诗歌写作群体中,诗人张蜀恒绝对是个异类。张蜀恒对＂诗歌＋评书＂的立体诗歌范式进行了先锋实验,主张＂诗歌评书＂的表演技巧主要有嗓子活、面子活、身子活等。本文就张蜀恒＂诗歌评书＂所表现出的声音诗学,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诗人不自觉的回到诗歌最初的形式尝试,以及与《诗经》的诗学关联;二是以方言入诗的＂以暴制暴＂问题;三是诗人介入生活的努力,即加大诗歌表现的民生容量。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张氏声音诗学的独特魅力。     

韵的功能及韵在汉语诗歌中的本体地位

韵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在诗歌中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文本依据对汉语诗歌作品的分析、概括,集中阐述韵在诗歌中的多种功能。进而从文化传统、文体特征、诗学原理3个方面进行分析,说明韵是基于汉语语音特点的本质性构成要素,在汉语诗歌中具有本体地位。现代汉语诗歌要形成相对稳定的格律,韵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汉语诗性语言词义的构成

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家曾经提出的“诗家语”,以及外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特别重视的“诗语系统”,指的都是与实用语言相对的、作为诗歌审美意识的艺术符号的诗性语言。汉语诗性语言是汉语历史地形成的功能变体,是历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汉语发展汉语而形成的。研究汉语诗性语言,分析它的词义的构成,从诗学的角度看,是探讨汉语诗歌本体的言说结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属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     

任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

当代诗人任洪渊的诗歌是中国学院派创作的一个典型。任洪渊的严格的学院派教育,稳定、执著的人生艺术态度都使之与其他的社会派诗人大相径庭;“语言的任洪渊运动”是他对于当代诗歌的重要贡献;当然,生命与文化的矛盾也是包括任洪渊在内的中国学院派诗人的主要难题。     

百年汉语诗歌审美范式研究的必要性

百年汉语诗歌的发展,有不少艺术思想、美学旨归,曾一度影响了写作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对百年汉语诗歌拥有相对稳定的美学认知,具有示范工具意义。这些艺术思想、美学旨归是承载了历史情感与历史内容的公认“模式”,它们从纷乱的现实存在,到生成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阶段性存在形态十分明显。对这些审美范式展开研究,意味着为百年汉语诗歌的审美文化记忆建档。     

佛教文化与藏族汉语诗歌

藏族汉语诗歌受到了传统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宗教文化为藏族汉语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藏族诗人们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终极意义的追问,并且使之具有了形而上学的哲理品质和浪漫抒情的诗歌气质,构成了藏族汉语诗歌的精神标记.     

论罗羽诗歌的“植物诗学”——关于当代诗歌思潮与诗人（五）

在罗羽的诗歌中＂植物＂具有重要的意义,＂植物＂既是诗歌内部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与诗人情感的图腾,也是一种对自我、对社会、对人类的表征与人类生存处境的转喻,同时他诗中的＂植物＂还是一种地方志的铭写,是使写作更加有效的特殊的感受方式与感受力的显现。对＂植物诗学＂的敏悟使罗羽的写作逐渐呈现出具有自身个性的美学特征,并使他的诗歌具备了尖锐的力量与复杂性。     

当代诗歌文本的嬗变及审美发现

把新的文化语境、诗歌美学与人生体验灌注于海洋中,用直觉去抓取形象,通过崭新的意象来说话,构成了汤养宗海洋诗的内在文化视野。汤养宗的现代口语写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常口语,而是经过精心打磨,使其诗歌在新的生长点上获得有效的自身秩序,并通过与身体细节的诗学交换,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诗歌语言。通过独特的审美眼光与心灵表现力,他把日常生活中那些毫无诗意的事物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复杂叙述的文本呈现,从而敞开了诗歌写作的文本可能。在其诗学想象力下,汤养宗突破二维时间的局限,在"身体""时间""现实事物"三者之间拓展文本的多维空间,实现从历史纵深性返回身体的第一现场写作,其创建的诗歌文本在客观与真实的基础上,获得了重新言说的方向。     

北岛的诗歌与记忆诗学

记忆是诗性与诗学的源头之一,记忆意象在北岛的诗歌中族群化地呈现。其前期诗歌中“记忆”主要和苦难生存的铭记、沧桑感的传达、理想未来的期待互相渗透,承载着历史意识;后期诗歌中的记忆主要是在对亲情乡国的追怀、对母语和本土文化的守望,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感伤化展现,充满着文化思考意蕴。北岛诗歌对记忆珍视的自主性与个体性,不仅丰盈了其诗歌的审美,更有高举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和显示诗学建构的自觉意味,对当下的汉语写作具有启示价值。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汉语特性:80后诗歌声音书写及阐释路径的省视

当代诗歌特别是80后诗歌写作中,诗人的手艺与诗意的变形极大地彰显当代诗学技艺的繁复,以及现代新诗诞生以来语言自身的焦虑与历史意识的孱弱.确证、否定或是某种悬置等80后诗歌写作的声音景观传递出同时代人在处理当代历史或文化经验时的努力,而那些既已形成的有关当代诗歌确定性的知识、规则、谱系,无形中使诗歌写作聚焦问题以及展开自我辨识的能力变得愈加浮泛而犹疑.无论是拥抱底层与日常生活,抑或是精神向度的自我觉识,80后诗歌写作需要更进一步解放自身并且充满韧性,从诗歌语言的悖谬、双声、裂隙中走上前来,切实获具一种与传统和当下、与语言和个体真正展开精神对话和思想辨识的能力.     

“远方”的祖国景观——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当代汉语诗歌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汉语写作者都曾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意需求,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化入汉语诗歌写作中。实际上,这一贯穿当代诗歌史的现象,暗含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密码,以及“主流”文化革新过程中被疏忽的力量。在我们已有的新诗史视野中,汉语诗歌从自我创造走向政治身份之间的道路上,有一重关系常常被忽视：即当代汉语诗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汲取。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来应对“他者”的眼光。这种交互关系,无疑是透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维度。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中的诗学观

维谢洛夫斯基是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基人 ,一生著述甚丰。《历史诗学》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在《历史诗学》中 ,维谢洛夫斯基从诗人的产生、诗歌的起源到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的构成 ,全面建立起了历史诗学的理论框架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兼评何光顺教授《南方诗选》中“南方诗学”的建构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常常伴随着文学观念或诗学观念的演进。讲述纷纭复杂的文学现场,最为讨巧的是艾克曼的方式,他实际上只是转述了歌德的讲述,但这种方式原创性不足,且难以复制;最为自由的是文学批评,但其因论者视野所限,难免有失公允而遭物议也最多;最为安全的方式是文学选本编撰,文学选本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的现场讲述,但文学选本众多,要从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则非有超卓的诗学眼光不能实现。何光顺编选的《南方诗选》在当前众多的诗歌选本中别具一格,吸引了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离不开其标举的以“南方精神”为主线的“南方诗学”的建构。该诗选不是区域诗歌或某类型诗歌的简单汇编,而是确立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南方写作”“南方精神”“南方诗歌”“南方诗学”等系列诗学关键词或理论命题。广东珠三角的现代汉诗写作的真正崛起是从底层打工诗歌开始的,之后与本土的完整性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作为整体的南方诗人也由此在文学地理和历史场域中正式出场,并在一种关于文学现场的叙述与诗学建构中呈现其意义。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