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本文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权力话语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20世纪70—9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以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为分析对象,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对20世纪70—90年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揭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     

话语权力视角下20世纪90年代“中华性”论战的解析与反思

"中华性"知识型是作为与"他者化"的"现代性"知识型相对抗的一个元话语系统出现的,它的目的是取消现代性当中所标榜的以时间线性为模型所造成的差异,摆脱中国的"他者性"因子,在"中华圈"这个共时性的空间中重新复兴中华话语.一方面,"中华性"论者们用话语权力分析来解构中国的"现代性"传统;另一方面,其反对者又在运用这个方法解构"中华性"的命题.话语权力方法的娴熟运用将"现代性"的思考诉诸于东西方话语权力的差异,使得对于"中华性"的思考具有了当下性意义.     

论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对参加者个人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对参加者个人及家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走上与原来家庭决裂道路的典型——谢定裕、袁旂和程君复,两个为保钓统运付出最大牺牲的典型——林孝信和周本初,以及其他因参加保钓统运而受到冲击,如推迟拿博士学位,在台家人受到冲击,受到FBI调查、上了黑名单回不了台湾的人士。香港籍的保钓人士后来回到香港,为香港的发展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创建香港科技大学、投身电影事业宣扬民族气节等。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远东地区对中蒙朝的石油输出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远东地区的石油生产和加工主要集中在萨哈林、哈巴等地,除部分满足地区需要外,还向东北亚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在冷战对峙急剧升级的国际环境下,苏联远东地区相对有限的石油运输、生产和加工能力既具有地区意义更具有国际影响。     

论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

制度缺陷、监督乏力、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是"一把手"权力腐败的深层原因.因此本文从建立民主监督制度、独立监督制度以及敢于、善于借鉴和吸收外国文明进步成果三个方面提出了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对策.     

年轻夫妇“两头走”——乡村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新现象

近年来,年轻夫妇“两头走”这一新型家庭居住模式逐渐在鄂西农村变得普遍起来。通过实地调查着重分析了这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居住模式重塑的微观家庭权力结构,进而探讨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迁。不同于传统从父居模式下的以男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为主、女方父代家庭较为次要的主次型家庭权力结构,两头走的婚居模式形塑的家庭权力结构为男女双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的三角平等结构。这对我们认识当下的代际关系与养老、年轻人的独立等问题有着现实意义。     

从放声歌唱到潜在写作——简论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诗歌创作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的诗歌形态主要有四种生活抒情诗、政治抒情诗、叙事诗和生命抒情诗,四种诗歌形态基本上反映了建国后近30年的诗歌风尚.闻捷、李季、李瑛、郭小川、贺敬之、穆旦、食指等是各诗歌形态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创作在思想情感和表达方式方面都形成了鲜明的个性.总体上讲,该阶段诗歌创作的美学风格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生活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农兵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已经成为了当代诗歌的主要表现内容,而单纯、明朗、华丽、热烈则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征,"颂歌"和"战歌"则是这一阶段的主流诗体.     

试析20世纪30年代的“以农立国”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里出现一股倡导"以农立国"的思想,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本思想,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现代化思潮,它与乡建运动紧密相连,把农村、农业、农民看成一个整体并做系统思考以谋求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这一思想仍带有文化之上主义色彩,但它促进了人们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措施,因而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当时和现在来说都有相当价值.     

美国20世纪70年代“性电影”泛滥的原因探究

性一直是电影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然而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宗教、道德宽容度等原因的影响,导演们对这一主题的重视程度以及表现尺度是不同的。统计表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影中表现性这一主题的表品急剧增加,与之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性解放运动"的爆发,文化的后现代转向以及电影体的变都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论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者的“大中华民族”观

"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提出于1914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的人多了起来,其中包括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当然,由于政治立场、文化理论以及从事职业的不同,人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也是不同的。就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而言,他们提倡和使用"大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首先是要实现"五族同化",并最终使五族同化成为一"单纯"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中华民族才有能力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他们所讲的"五族同化"的实质,并非五族融合,而是以汉族来同化其他四族,亦即所谓"汉化"。所以,以《醒狮》周报为主要阵地的国家主义者所提倡和使用的"大中华民族"观,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奴役、实现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自决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是一种具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观,而这种民族观是一种错误的民族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如果按照国家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五族同化",其结果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满、蒙、回、藏等各民族最终将失去其民族特征,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对"以大中华民族的口号同化蒙、藏等藩属"的"大中华民族"观持批判和反对态度。     

20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创作的考察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反腐小说"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大热点,它从文学角度对社会和历史作出了审美把握.在这一创作热潮中,既体现了90年代"反腐小说"创作的一些实绩,但也存在着与之相关的一些不足.     

论农村场域的惯习和资本——兼论农村的内部权力结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当前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梳理场域理论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尝试锻造＂农村场域＂的概念,并从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两个层面分析农村场域权力结构的现状。正式权力主体、非正式权力主体和权力缺失群体构成了农村场域的三极权力主体,并在权力运作中体现出相互有别的权力地位,各主体在场域实践中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在博弈中构建农村场域的权力秩序。     

从“朋友”到“敌人”:20世纪70年代利比亚和埃及关系问题

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身份政治理论为研究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969年利比亚爆发革命,以卡扎菲为首的一群青年军官掌握政权.革命初期,利比亚同纳赛尔统治的埃及建立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两国关系是“朋友”;1970年,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两国建构的积极角色身份开始土崩瓦解,随着十月战争的爆发,演变为“敌人”.本文借用亚历山大·温特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以身份为工具,将埃及、利比亚关系作为关键变量,评述十月战争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20世纪90年代“散文热”再考察

严肃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走入低谷,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均陷入困境,惟有散文在90年代成就了20世纪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消费文化时代文化消费的外力推动,散文很好地借助了这股外援,实现了一次异军突起。     

走向“情感”的文化政治——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修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将文学的功能定位在"情感教育"上,而这并非标榜唯美的文学立场,其中正体现了深刻的现实关怀。梁启超将文学视作对现代国民进行人格教育的有力手段,从而为"开拓新政治"奠定民众和人才的基础。他发扬孔子开创的"诗教"传统,强调借助文学培养国民"趣味化"的人生观,并将传统文学作为教育现代国民的重要资源,着重指出文学在重构转型期国民的文化认同、铸造民族精神当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价值。梁启超的"情感教育"论与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显出差异,构成对话。     

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的建构——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

20世纪40～70年代期间，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开始由理论上的探讨走向实际的创建，并在建国后的“十七年”里创造了令世人吃惊的丰功伟绩。后来这种“红色”逐渐走向封闭，走向“文革”，最后险些导致崩溃。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何在文学中留下它的痕迹？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就是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秩序、创作主体、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得力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独特的红色文学史。     

主体欲望的碎片--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学转型的重新考察

从存在论意义上着力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这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大转型,并以主体欲望叙述重心的转换作为文学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和本质性表征,充分揭示了这次文学大转型的真正内核,从一个特定的视角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文化思考提供现实内容和理论依据。     

作为权力的自然科学——对劳斯“权力即知识”的解读

科学知识和权力之间关系的传统理解模式蕴藏着彼此的外在性,知识独立于权力运作而获得认识论的地位。作为科学实践哲学倡导者的劳斯批判了科学知识和权力的对立性,他一方面立足实践解读科学,将科学实践视为科学知识的源泉;另一方面展开科学实践的权力之维阐发,形成了＂权力即知识＂的理解模式。这一模式为他批判性地评价科学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