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

新时期文学中的疯癫形象主要包含两类:疯癫男性和疯癫女性。如果说导致女性疯癫的致病病毒主要是无爱,那么导致男性疯癫的则主要是历史文化加之男性个体的超重负荷。女性的疯癫更多地来自于情感人性等内部因素的戕害,男性的疯癫则往往来自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的戕害。     

理性与疯癫——新时期文学“疯人”谱系的知识学考古

新时期文学喷发了所有被禁闭的疯癫因子,在 "文革"底色上描画了一个斑驳的"疯人"谱系.通过对它的知识考古学发掘,可以查证疯癫与理性间反讽式的辩证法理性命名疯癫,疯癫也见证着理性的癫狂,理性对疯癫的堂皇诊断背后却是赤裸的权力游戏.     

西方文学中的疯癫现象研究综述

基于西方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日益激烈,以及现代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原因,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及其研究日益增多。国外研究中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研究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断代史中的疯癫研究成果丰富,少数族裔研究成为特色;国内多隐喻研究和女性疯癫研究,同时在理论运用、研究深度以及研究文本创新方面存在不足。针对国内研究现状,需要加强男性疯癫研究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此外尝试运用新理论进行文本阐释。     

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

从女人如何变疯癫这一视角探寻女性身份的迷失。在父权文化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社会,女人的疯癫与女性身份的迷失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对伯莎·梅森疯癫的剖析,探寻女性身份迷失之谜。伯莎·梅森是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的人物,是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作者力图通过分析这个角色的社会背景及其被扭曲的他者形象,展示其被边缘化的轨迹。从这个边缘和失语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男权社会对女人的歧视和迫害,使人们对女性身份的迷失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解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     

疯癫与文明——《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研究

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中有很多疯癫形象。《李尔王》这部悲剧作品几乎体现了莎翁悲剧中的各种疯癫类型,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李尔王》中的疯癫意象,并就此分析莎翁的疯癫意象所传达的文化意蕴。莎翁笔下的疯癫,只是另外一种生存状态,是“文明”进步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新时期文学的疯癫主题研究

看似与理性背道而驰的疯癫意象却与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文学有着内在联结,新时期文学中塑造了大量疯子和痴傻者形象。从理性角度考察,大致可分为三类:常轨的旁落者、启蒙的布道者和破碎的示喻者。他们共同表达了自恋又自弃的心理特质和残缺扭曲的幻化真实等矛盾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疯癫”

“疯癫”是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戏剧手法,但如果严格遵照文本的标准,莎剧中真正疯癫的人物只有三个,即李尔、泰门和奥菲利娅,此外还有三个装疯的人物——哈姆莱特、爱德伽、泰特斯。莎士比亚对于“疯癫”的使用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笔下的“疯癫”往往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权势失落的隐喻,并通过疯癫及其背后权势的失落和恢复,实现对主人公的惩罚和教育。而对于唯一的女性疯癫者奥菲利娅,则通过其疯癫表达了作者的同情和女性的反抗。装疯在莎剧中主要是一种展现复仇的装置。莎士比亚在悲剧创作中使用疯癫,主要是为了增加波折,引发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或是为作家代言。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戏剧效果,而非情节的必需。     

论新时期文学中“疯癫”形象的叙事意义

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出现了一系列风姿各异的疯癫形象.疯癫人物形象在如何叙事以及叙事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叙述视角的特殊性、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以及叙述模式的反讽性等等都和作品中的疯癫人物形象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论《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的“疯癫”

传记影片《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对情爱偏执到近乎疯狂的女主人公阿黛尔.雨果的形象,在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究其原因,除了影片主创人员对影片恰到好处的把握之外,还因为阿黛尔对虚幻情爱的偏执追求,隐秘地展示了人的一种无法直抒的需要:疯癫、虚幻与沉迷,使该影片及阿黛尔的形象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这种常被视作病态的"疯癫"对人的自我满足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疯癫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

20世纪中国小说的“疯癫叙事”历经从萌生、演变、沉寂到兴盛的曲折发展过程。缘于作为叙事视角兼叙事声音的“疯癫者”驳杂多面的文化形象及不同于常人的言语、思维与情感体验特征,从“五四”到新时期再到世纪之交,中国20世纪小说疯癫叙事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皆隐秘漫溢出特殊的历史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疯癫叙事踯躅于对历史的建构、置疑与重构之间,某种意义上,疯癫叙事是窥探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意识的标本与参照。90年代以前,疯癫叙事致力于挑战同时期文学实践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与宏大;世纪之交,疯癫叙事在浓郁的历史虚无主义氛围中,展现出对虚无主义历史意识的审视与过往历史话语价值的重新确立。     

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的面孔

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重写了疯狂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变化和发展的历史。文章通过对此书的解读,勾勒出福柯笔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的真实面孔,分析了疯癫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的蓬勃繁荣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疯癫在道德领域却成为首恶,是社会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人们惧怕疯癫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疯癫既迷恋又恐惧。随着对疯癫越来越多的道德性批判,最终疯癫的悲剧性体验趋于被规训,从一个可以与理性对等的对象变成理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变化开启了疯癫在古典时期新的面孔。     

奥菲莉亚和繁漪疯癫形象的比较分析

奥菲莉亚和繁漪分别作为《哈姆雷特》和《雷雨》两部经典戏剧的主要女性角色,纵然性格上大不相同,但在其疯癫形象的形成上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外是男权话语构建的结果,在内是女性主体性缺失所造成的。疯癫是她们表达自我的重要手段,却无法让她们逃开悲剧性的命运。女性在自我实现道路上仍然步履维艰。     

《莎乐美》:疯癫女性的意象解读——父权社会中的女性命运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莎乐美》作品的艺术价值评判多集中在作品的唯美主义表现形式上,对于莎乐美的艺术形象分析也多为负面和否定。分析莎乐美由家庭天使形象向疯癫女性形象的转变,探究其疯癫意象的隐喻意义,可以看到《莎乐美》暗含着作为社会边缘人的女性在父权社会的统治压迫下因自我权利缺失而进行的反抗,是对父权社会建构下的政治规范、宗教规范、道德规范进行的彻底破坏。莎乐美形象象征着对父权社会毫不妥协的女性反抗力量,因此成为历史文坛上女性叛逆形象的典型代表。     

《欲望号街车》:主体欲望的疯癫性

疯癫是田纳西·威廉斯毕生所痴迷的戏剧主题之一。文章以拉康对主体性和欲望的互文性阐释为理论基础,对《欲望号街车》中典型的疯癫女主人公及其疯癫性进行深入的文本研究。布兰奇由于欲望客体的缺失而丧失其主体性,在寻求主体性的过程中,她成为文明社会中欲望的牺牲品。其疯癫性是理性和感性世界矛盾冲突、文明压抑主体欲望的必然结果。     

金庸《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疯癫行为的分析

李莫愁"痴情"的表现是占有和占有不得之后的嫉妒、怨恨与疯狂。情感受挫的李莫愁进行了内外部攻击,最终疯癫并自杀。作品中众多为情而疯癫的女子是金庸拯救自我的象征物。     

疯癫与文明——福柯式解读《黄色壁纸》中权力话语关系

《黄色壁纸》中医学话语和丈夫权威的确立及主人公对立于理性的品质构成了她的疯癫。叙述者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受制于监禁机制。她试图通过抵抗建构一个自由的主体,但不被权力系统承认的自由只是一个幻境。颠覆一旦形成,疯癫就被知识书写和含纳了。吉尔曼的《黄色壁纸》实质上还是对疯癫的复制和再现,叙述者撕开墙纸貌似破茧而出喜获自由,不过是顺从了理性对疯癫的知识———疯癫从来没有离开过权力的含纳范围。     

《飞越疯人院》中的疯癫与权力

《飞跃疯人院》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肯·克西的一部力作。小说中围绕疯人院中的＂闯入者＂麦克默菲对以大护士为代表的＂联合机构＂的顽强抗争,揭露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资本、军事一体化体制对人性的压制和对自由的束缚。结合米歇尔·福柯对疯癫史的研究以及他的权力理论,文章探讨小说中的疯癫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刻理解＂垮掉的一代＂精神本质。     

女性情爱世界的“疯癫”症候与病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疯癫形象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女性“疯癫”症候袒露的是男权社会的痼疾，是女性以异端的身份来表达个体生命在生存焦虑的压抑下的激烈反抗，是女性为了避免被吞没保护自身存在的一种极端方式，因此它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体现。“疯癫”的形成既来自外部环境男权社会的压抑，又来自因女性主体性缺失而造成的男性依赖和内心指令的强迫，“疯癫”成为女性反叛的悲剧性宿命。     

反战：冯尼古特两部小说中的疯癫叙事

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中疯狂成为一个政治符码。疯狂的内涵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混乱演变为救赎。冯尼古特参战的亲身经历迫使他在《茫茫黑夜》和《五号屠场》中塑造了精神分裂和多重人格这两种疯狂形态。尽管疯癫者形态各异,但是他们的存在就是反战。     

福柯论疯癫话语建构及意义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并不是从医学的角度研究疯癫问题,而是将之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考察,从这种考察中看到的是现代性社会中的理性是如何通过禁闭与排除,建立起它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福柯就在这种考察中展开了他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