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徒簿”类文书的分类解析

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类簿籍文书记录了秦代迁陵县“徒隶”劳作的相关信息.根据简文中的名称,可将这批文书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类.其中“作徒簿”为司空、仓当日作徒工作安排统计,为“作徒日簿”的简称;“徒作簿”由徒隶的接收方制作,为“司空/仓徒作日簿”的简称;“徒簿冣”在“日作簿”的基础上制作,或称“月作簿”,一般是对当月徒隶劳作情况的累积统计.从“徒簿”看,秦政府从管理方、接收方、劳作内容等方面对徒隶劳作的管理十分细致.     

秦简所见徒隶生活

徒隶在秦简中很常见,甚至还有徒隶买卖的记录.徒隶买卖记录比较少,只是买卖徒隶劳动力价格,而非人身权.秦简中的作徒和徒隶容易混淆,两者的劳役程度有所不同:作徒承担较轻的劳役而徒隶承担较重的劳役.秦代没有将劳役与身份严格对应,其劳役征发十分灵活,主要由大夫及其以下的各种身份承担.政府将劳役制度、爵位刑罚制度紧密结合,以期实现劳动力配置的最大优化.徒隶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致使作徒也承担徒隶劳役.徒隶从事传送委输、修缮城墙等生产性劳动,也从事官府仆役、狱卒捕盗等非生产性劳动.政府对徒隶严格考课,并记录其生老病死情况.徒隶生活的补给人员多来自徒隶,人数较少且多为男性.     

也论里耶秦简之“司空”

里耶秦简中记载县下设有司空机构,管理县中徭役、刑徒和居赀赎债事务。但乡中并没有司空的设置,所谓"乡司空"是对简文的误读所致。秦时县司空之官长可设有秩、啬夫或守。秦简"司空曹"表示的是县廷中处理司空机构文书、事务的令史之办公场所,是汉代县下司空曹的前身。     

试析“坐隶,隶不坐户”

通过对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相关材料的整合分析,认为睡虎地秦简"坐隶,隶不坐户"应理解为"奴婢犯罪不牵连主人,而主人犯罪奴婢应受牵"。     

论“洞庭郡”

郡县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存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考古发掘出36000余枚秦简,其中有洞庭郡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洞庭郡,即楚国洞庭郡和秦王朝的洞庭郡,从秦简中的相关洞庭郡文字和地理位置进行了分析,洞庭郡的郡治就在里耶,最后还对秦洞庭郡的格局进行了探讨。     

里耶秦简“赀赎文书”的书手探析

探讨2002年出土三万六千余件的里耶秦简,以目前已公布的一组十二件木牍的书法为主要內容.秦代「赀赎文书」案件所记是追讨赀赎欠款,由阳陵县呈交洞庭郡再转发迁陵县的文书办理记录.在各级文书中均有经办人员的记名,一般都认为可能就是木牍文字的书写者,里耶秦简提供较多的相关案例足资参考,将相同文字书迹的字形结构与笔势相互比较,可以辨察其中异同获得真相.     

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

唐代设有敦煌郡司仓参军等官员管理官仓粮食的征收发送等事务,沙州豆卢军军仓的管理则由其自身负责;蕃占时期吐蕃在沙州设有仓曹,即仓岸(stsang mngan),它源于吐蕃职官岸本(mngan-dpon),又受到唐朝仓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stsang即汉文"仓"的吐蕃文拼写,仓曹负责当地官仓、军仓和寺院用粮的征收、发放及核查等工作;归义军设立仓司,长官仍为仓曹,其职能与吐蕃沙州仓曹相似,归义军官仓也同蕃占时期的沙州官仓一样,给寺院布施、发放粮油等物.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里耶秦简与“闾左”为“里佐”说

“闾左”称谓与秦史终结有密切关系。对于“闾左”身份的理解,长期以来异议纷纭。自20世纪80年代初,相继有几位学者提出“闾左”为“里佐”的推想。这一认识似乎并没有在围绕“闾左”身份的讨论中得到多数学者的理解和赞同。里耶秦简出土之后,一些整理收获和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有学者写道：“据近年出土的里耶秦简,里正之下,还有里佐,是里正的副职。”里耶秦简的整理和研究,应当有利于澄清相关认识,推进相关研究。但是就现在已经发表的简文内容看,被有的学者理解为“里佐”的“佐”可能还是“乡佐”。里耶秦简中似乎尚未见可判定当时基层行政体系存在“里佐”的确证。“闾左”为“里佐”之说,还有待于新的考古文物资料的证明。     

里耶秦简中“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秦代曾颁发“以吏为师”的政令,施行的情况却于史无征。里耶秦简编号为J1⑨1~J1⑨12的12支简,简背面都抄有一条相同的公文,此种现象既非正式公文的形式,也不会是留存档案的资料,可以认为是学习抄写公文的练习简,故而是目前仅见的“以吏为师”的实物证据。     

里耶秦简“捕羽”的消费主题

里耶秦简所见"捕鸟"、"捕羽"、"捕鸟及羽"简文,提供了可以反映秦时生态条件以及以猎捕禽鸟为形式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信息。"买羽"、"买白翰羽"、"卖白翰羽"简文,说明鸟羽的消费需求以及"羽"进入市场的情形。除了制作"翭"以供应军国之用外,以鸟羽作装饰材料体现楚地传统风习,亦曾影响中原社会生活的情形更应当受到关注。在统一的秦帝国的赋役体系中,也许"羽赋"的征收,最重要的消费主题是用以满足追求富丽秀华的装饰需求。     

秦“输作”相关问题研究——以岳麓书院藏秦简为中心

"输作"在简文中亦被称为"输"或"论输某处作",是秦王朝通常配合"完城旦舂"等刑罚所使用的一种处罚方式。其惩罚特征有二:其一是远距离调动,异地服刑;其二是到达目的地后的"苦作",且不得赦免。"输作"主要针对那些对秦王朝统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的人,如主张合纵反秦者、反秦活动的参加者以及挑战统治秩序的"悍"者。据现有资料已知的"输"目的地有巴蜀以及设置在洞庭"难亡"之处的一些"恒迁所"。管理方面,在连坐的基础上实行购赏制度,鼓励互相监视与告发。     

清代各地“仓斗”形成的机制考释

清政府除了制定部颁标准仓斛外,还制定了京仓洪斛通仓洪斛(洪斛又称红斛)等数种官方量器。部颁标准仓斛的容重,籼糙米1石=120斤,粳糙米1石=130斤,白粮1石=138.25斤,小麦1石=125斤,粟米1石=137.2斤,黑豆1石=123.2斤,因斛量方法和新陈粮质不同,每石上下浮动2斤至3斤为正常。与部颁标准量器的容重对比,便会发现各地的仓斗大小相差悬殊,其形成机制主要有四,其一是沿明代旧例用通用市斗来收发税粮,使得仓斗与通用市斗概念相同,这主要分布在西北等地;其二是沿着中央洪斛制造的原理,将标准量器扩容到可容纳其法定加耗数目,如某地每石加耗1.5斗,则该地仓斗将在标准仓斗基础上每石扩容1.5斗;其三是用当地标准市斗作仓斗,由于各地标准市斗大小不一,致使各地仓斗大小不一;其四是用本地通用市斗代替仓斗征粮。     

消费时代的网络诗歌——“仓央诗热”浅析

仓央嘉措的诗歌经过大众传媒的炒作在短期内引起了一股“仓央诗热”,然而在这场狂欢式的诗歌盛宴中,本应作为主角的诗歌却被人忽视,反而是诗歌的符号外延走上了前台。因此,对于已经沦为文化现象的诗歌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农村贫富差距之规制——宋代“社仓”的启示

通过社会调查,就目前我国乡村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进行了量化比较,提出我国目前乡村内部贫富差距严重。在此基础上通过质性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的惠民富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重大扭曲。为了提出解决乡村贫富差距的措施,通过对宋代＂社仓＂实践的运作及其改进进行分析,挖掘它乡人自治、政府引导监督的现代社群主义价值,并通过分析这种实践价值的现代意义为我国化解现代乡村贫富差距提供基本思路。     

说“曹”

《说文》＂曹＂之解释,乃依据讹变了的字形,其说未确。通过考察＂曹＂字的历史演变,认为其初文本为＂[東東]＂,＂曹＂是＂[東東]＂作为国族名、地名之专用字。从中可探讨汉字历史演变的一些内在规律。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汉陶文“小儿受赐”试解

陈直在《关中秦汉陶录》中著录一件汉代文物"汉小儿受赐陶盖",外围文字"小儿受赐天佑世昌",内围文字"长宜子孙",其中"小儿受赐"文意不明朗。对照相关文献,"小儿"可以理解为"受赐"所得。如此与"天佑世昌""长宜子孙"形成合理的逻辑关系。"小儿受赐"陶文与汉代常见的"宜子""宜子孙""长宜子孙""永宜子孙""保子宜孙"等出土文字资料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内涵。作为重要的文物信息,透露出当时社会在宗法制传统影响下对于"子孙益昌"的普遍而深切的期待,从而具有儿童生活史料的价值。     

“走马”为秦爵小考

最近发现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材料,反映了走马在秦代为爵称,而非官称,且秦爵走马相当于汉二十等爵中的簪袅.簪袅、走马在字面上都可理解为驱马疾驰.秦汉爵称由职名演变而来,簪袅与周官走马的地位也是相适应的.走马、簪袅二名在秦代可能通用,汉初整理爵位时对同爵异称的情况进行了规范,从而废止了爵称走马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