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能够被向导吗?--梁启超受众观论析

梁启超学贯中西,胸襟智识世所罕见,在诸多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办报办刊一项也是别开生面,他不仅倡导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也践行了这两大主张,尤其在"向导国民"方面,影响深远.他办过《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从报》等报刊,在对国民性的把握方面,多言人所未言,颇多启示警醒之处.本文对梁启超受众观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梁启超易学思想论略

梁启超著有许多著作,而在《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中集中了其易学思想,他重视《易》义理的阐释,也不否认《易》的占筮,他强调"卦起源于谁画无法确定",认定"十翼"不都是孔子所作,又根据《易》是不同时代、不同人所作而认为《易》是很凌乱的。     

梁启超图书馆学思想及其当代影响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学说及其实践,后人多有至高的评价.梁启超的学术事业是与新民、救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图书馆学理论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救国和爱国思想;他创建的图书馆学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思想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启迪着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创新与发展.     

梁启超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学者,虽不以《楚辞》研究著称于世,在他1400万字的著述中,《楚辞》研究成果所占比重也不大;然而,在整个《楚辞》学史上,梁氏的研究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研究《楚辞》的著作主要有《屈原研究》①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②二种。《屈原研究》是作者1922年为东南大学文哲会讲学的讲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屈原的身世、思想、人格及文学     

“海洋国家”理念影响下梁启超的华侨研究

从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爱国论》《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始,至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写有20多篇事涉华侨或专门研究华侨的文章,"海洋国家"理念在华侨研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海权理论是他研究华侨问题的思想资源,"华侨殖民论"是他建构的理论。梁启超具有国际视野,善于用比较方法进行华侨研究,这有力地凸显了"海洋国家"理念。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是华侨研究学术史上的一种重要学说,有服务于近代中国海洋国家建设的应用价值;在"海洋强国"战略语境下,该理论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梁启超历史观辩析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硕果不少,对其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是,他的历史观很少人研究.流行的观点都认为他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然而,细读梁启超文论,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他无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就不会衍生出唯心主义历史观.此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将梁启超的史论规出绳墨之外,既不学术,也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其实,把梁启超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作一个比照,更具有现实意义.     

王国维与梁启超

王国维与梁启超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分别以现代形态的史学研究和史学理论,建构了新史学的学科观念和学科体系.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与王国维颇多学理上的趋同.两位学者都与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梁肩超追求政治生涯的辉煌,王国维则怡然自得于学者的本分.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推举王国维的人品和学问,并初步从学理上总结其治学特点,强化了王国维的大师地位.两位大师的杰出学术成就及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梁启超对辨伪学的贡献

梁启超（1873－1929）知识广博，于学无所不窥，著述内容宏富，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目录学、校仇学、辑佚学等诸多学科．他在辨伪学方面造诣颇深，研究成果也多．其专论辨伪学的著作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汉书艺文志请于路各书存俟真伪》等，兼论辨伪学的著作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本文仅探讨他对辨伪学的贡献．一、关于伪书的危害性循书多有危害，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下称梁《年代》）说：伪书史料“年代错乱，思潮混杂，是非颠倒，在学术界遗害甚大．…     

建国以来梁启超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概述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从1895年在北京襄助康有为发起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而正式开始他的从政生涯,到1929年在北京病逝,三十多年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都留下他的痕迹和影响。建国以来,在评价这样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截止1966年上半年,著作方面仅见牛仰山的《梁启超》(历史小丛书),发表的文章有50多篇。总的看来,对戊戌政变以前的梁启超,一般都认为他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主要的;而对戊戌政变以后的梁启超,则大多持否定意见;即有肯定,也是轻描淡写,或者几笔带过。十年动乱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     

梁启超美学患想述评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卒于一九二九年。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知名人物。青年时代他随父入京都,会试落第,归道上海结识康有为并拜之为师。清末年间,梁启超曾主办《时务报》、《新知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后参与康有为等发起的戊戍变法运动,时人以康梁并称,成为变法维新的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出发,在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对美与人生、美与科学、人工美与自然美、审美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论著对于     

梁启超历史观辨析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硕果不少,对其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是,他的历史观很少人研究。流行的观点都认为他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然而,细读梁启超文论,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他无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也就不会衍生出唯心主义历史观。此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将梁启超的史论规出绳墨之外,既不学术,也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其实,把梁启超的历史观与唯物史观作一个比照,更具有现实意义。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论梁启超的老学思想

梁启超关于老子的研究与评价前后有很大不同,早年对老子多有批评,后来所著《老子哲学》则高度肯定了老子思想的重大价值,这种变化,正是他欧游归来思想转变的具体反映.《老子哲学》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从中既可看出梁启超用道家学术会通、消化西学的尝试,同时也可视之为近代佛教本位文化思潮下的产物.     

论梁启超在文献学上的贡献

从1891年协助康有为校勘《新学伪经考》到1928年撰写《李稼轩先生年谱》因病重而绝笔，梁启超在文献学的园地中辛勤耕耘了近40个春秋，其涉猎范围之广、成果之多、影响之大都足以震古烁今。对这位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人们已从政治、思想、学术诸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尤其是最近十年，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渐成热潮，有关的学术论著如雪纷飞。但令人遗憾的是，除零星出现过几篇研究梁启超目录学的文章外，学术界似乎对他在文献学上的贡献比较冷淡。笔者自知学识淡薄，不敢以填补这项研究空白自任，但愿能借这篇不成熟的作品引起学者们对这个问题…     

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新"之相异原因

梁启超与鲁宾逊分别于1902年、1912年发表<新史学>.两者提出的"新史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仍掩盖不了二者本质上的差异.由于二者身处的社会背景、学术氛围、个人身份的不同,尤其是近代中国史学落后西方主流史学潮流,导致了梁启超与鲁宾逊"新史学"的本质差异.     

论梁启超《老子哲学》的思想特色

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老子哲学》既宣传《老子》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又宣传佛家《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思想;既将老子的客观的“道”解释为毕竟平等、不可破坏之真如,又将“有生干无”的客观过程解释为万物为妄见所生,因而将返璞归真视为灭除我见、我相而证到自然之道的过程。把佛、道两种旨趣完全不同的学术纠合在一起,无疑是学问家之大忌,但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执行思想家和宗教家的社会职责,那么,他这样做也就不难理解了。     

评梁启超"趣味主义"人生观

梁启超以"趣味主义"作为他的信仰、人生动力.他的"趣味主义"以情感为本位,是主体性、创造性与自由性的统一,真与善的统一,这种人生观是梁启超历经人生坎坷而不颓唐的重要的精神力量.梁启超提倡情感教育、趣味教育,即美育,这种学说是他济世情怀的突出体现,也是他所探索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之一.     

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及其文体意义

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传奇《新罗马》、《侠情记》和《劫灰梦》中较多地使用了粤语,在广东戏曲班本《班定远平西域》中更充分地运用粤语,形成了特殊的粤语现象、创作面貌和文体形态。梁启超在小说戏曲中运用粤语,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均反映了他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学创作观念、文体选择和语言运用意识,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变革、小说戏曲创作破体为文的总体走向,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地域文化兴盛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普遍趋势。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也可以视为近代文学文体着意变革创新、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范例征,因而具有独特的文体史和文学史意义。     

梁启超对《史记》的阐发

梁启超发掘出《史记》中的有关内容,为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服务。他以《史记》为记载文之典范,讲解作文之道,为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他对《史记》的阐发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特点。学术方面,他的研究具宏观性质,虽然较粗略,但开风气之先,对后世的学人大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