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

清末中国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二是国内的满汉矛盾。对这一复杂的课题 ,孙中山着重强调解决满汉矛盾的重要性 ,梁启超则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性。从国家民族理论的角度讲 ,梁启超的观点更具合理性 ,但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来讲 ,孙中山的观点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梁启超和孙中山进化史观思想比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冲击,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把进化论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依据。梁启超和孙中山对进化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理解与运用既有相合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梁启超和孙中山货币思想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孙中山针对清末民初财政困难,币制混乱的状况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主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货币思想。由于社会经历和认识角度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异同。梁启超和孙中山在货币本质认识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关于中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制问题,梁启超前后多变但总体能够抓住货币本位发展的趋势,而孙中山主张学习日本实行金本位制,但实际却提出缺乏可行性的实物本位制构想;梁启超对纸币的态度是消极的,而孙中山则准确预见到货币发展的动向,积极主张发行纸币。     

中国宪政理念的发展与辛亥革命——以清政府、梁启超和孙中山为考察对象

清末民初,宪政改革是主流共识。清政府把宪政视为工具,维护其君主专制。梁启超的宪政理念是支持民权、反对专制,但是他与现实妥协,提倡＂开明专制＂。孙中山的宪政理念以民为本,主张共和宪制,更符合宪政的内在价值。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宪政理念的发展密切相关。     

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

孙中山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以拓展其思想并助于他的实践活动，其思想中既有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点，也有以传统文化建构其思想体系的特征。孙中山的传统文化观的三维结构体现在能够从“因袭”传统文化与“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获”，积极主张对传统文化保存好的和放弃不好的；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仍要学习外国长处的层面。这样的文化观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对后人有启示作用。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文化传播

梁启超作为100年前的改良派的主将,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失败者,但他的以“开民智”为核心的文化传播活动,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传播思想上他也最早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主张。尤其是他的文化传播思想与实践活动,对于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非常直接的启迪和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发挥了开山和辟路的作用。在思想文化的性质上,梁启超的一些理论主张也具有了现代文化萌芽的特点。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孙中山道德思想述论

本文通过对孙中山在推翻帝制、缔造共和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探讨,揭示了道德教化与革命和建国之间的关系,并对孙中山在对待中西文化,以及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上所选择的弹性态度予以了剖析和评说。     

论孙中山的宗教信仰与文化取向

孙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此后他虽然投身于革命事业,仍一直保持对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孙中山对基督教义的认识、他所崇仰的具体对象前后却有甚大的变化。这种对西方宗教的信仰深刻地影响了孙中山一生的文化取向,显示出他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束缚的力度。然而孙中山从来不曾同本民族文化完全离异,他的文化取向与宗教信仰经历了由重合到分离的过程。     

梁启超与中国工业文化

梁启超的经济著述有着从政治出发的着眼点,体现了在“灭国新法”时代里弱国被强国以经济手段控制的忧思,故其经济言说与其政治思考密不可分,这与工业文化以“国家理由”为内核相契合,也使梁启超成为中国工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梁启超早年服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学说,但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更多派别后,发展出了一种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主张中国应先实施由国家培育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梁启超与德国历史学派产生思想关系的方式是间接的,但对于历史与国家的共同兴趣使他较容易形成与该学派相近的观点。梁启超对德国历史学派式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在中国铺陈工业文化的作用。梁启超对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具体设想,融合了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则和重商主义的国家指导策略,着眼于培育和改良出口导向型的传统手工制造业。这种设想具有某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色彩,但并未看到重工业在东亚发展型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展开路径也相违背。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

孙中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冲破封建主义文化观念和“中体西用”论的束缚，鲜明地提出了以民主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观念体系，倡导博取兼收、融贯中西，走出一条文化综合创新之路。他的文化观念不仅对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论孙中山与中华文化近代转型——兼与沈渭滨教授“转型第一人”说商榷

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构建中,立足国情对外来文化学习、引进、批判,从现实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利用、改造的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孙中山在中华文化近代转型中居有不可替代之重要地位,但因此而称其为“推进中华文化近代转型第一人”,与历史事实不符.     

试论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在清末革命宣传中的地位和作用

《孙逸仙》一书是章士钊在邹容的激励下编译的一部孙中山早期革命斗争史。该书1903年出版后，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其影响堪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相比驾。特别是在宣传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和政治主张，提高其在革命知识界的声誉，确立其在当时及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方面，该书起到了当时其他著作无法替代的作用。     

孙中山与不平等条约

中国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的边缘,这一残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走上了挽救祖国危亡的革命道路,其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其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但是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探析

孙中山曾言:"华侨是革命之母。"长期以来,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事实上,孙中山在整个革命阶段都与华侨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以辛亥革命为分界,其前后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寻求军费支持,以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使其对新生的民国充满信心并予以支持。     

孙中山与民族复兴梦

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也是大同梦。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中国人的最大梦想,而孙中山是这一梦想的首位追梦人。他最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开启民族复兴梦;创立三民主义,寻觅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领导革命,建立共和国,跨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锁定民族复兴梦的高远目标,抓住筑梦的关键。孙中山追梦的历史启示,值得借鉴。     

孙中山与头山满交往述略

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曾积极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合作与支持。他与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有长达28年的交往,保持终生的友谊。文章根据中日相关史料,对孙中山与头山满的交往史事,进行了梳理,并对这类交往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起何种作用等问题,予以探讨。     

略论王宠惠与孙中山交谊的历史渊源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中国共产党何为尊崇孙中山

尊崇资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尊崇孙中山先生是"振兴中华"后继者的应有情结,"振兴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的共同理想;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品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