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士庶天隔”

本文通过对宋、齐两代士庶之间的公事、私事往来与通婚等方面情况的分析,认为宋、齐两代士庶之间已经开始往来、通婚。其原因有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作者还进一步分析了通常用来证明士庶不往来共坐的七个例子,认为其中大部分并不适用于证成士庶分别。文章的结论是:宋、齐两代士庶之界限正逐渐趋向于模糊、淡化。     

从“闲适”走向“自适”——论江州时期与忠州时期白居易思想的发展变化

白居易思想中的“适”经由感性走向理性,从外物引向内心,从“闲适”走向“自适”。谪贬江州时期,白居易寄情山水,养志而忘名,在自由身、自然景中求得“适”,此时的“适”乃是从“闲”中得来。忠州时期,白居易抱定无可无不可的意念,超越了对外在山水的依赖而直接向内心求得“适”,这时的“适”是由内向外辐射的。     

论明清时期的“水浒传序”

序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在明清小说批评史上,不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也颇具助推小说繁荣与传播之功能.现所存见的明清时期的14篇“水浒传序”,其所存在之小说批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水浒传》的社会地位;二是承担了读者阅读《水浒传》的引导作用;三是传递了《水浒传》版本演变的重要信息.     

论晋末南朝时期的“岭南之弊”

东晋南朝时期的“岭南”一词,所指范围较现今意义广泛得多。晋末刘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岭南之弊”,主要指此地官吏的贪墨之风。司马元显、刘裕、刘义隆对“岭南之弊”的处理,既显示了中央力图有效管辖地方的实践,亦反映了主政者与地方官吏之间的资源争夺,是帝制时代皇权与官僚权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钳制的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岭南地域自身的发展程度、政治形势、为政风气、国家财政情况,则是影响主政者对“岭南之弊”态度的重要因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论析

"局部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治理根据地方式的一种称呼,治理根据地的过程即是"局部执政"的过程。党对"局部执政"的方式和内容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许多执政成绩,为领导人民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创造了条件,也为之后的全国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论中国历史上的“后辛亥革命时期”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时期,应摆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类的传统学术提法,将其定位为＂后辛亥革命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族大众从模糊的民主共和意识中觉醒,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渴望,开始了政治观念的转型;这一时期,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已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由此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论明清时期“关羽现象”的演变和发展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关羽现象 ,认为通过明清两代前期、中期、后期的推波助澜 ,关羽被赐封号由侯而帝君而大帝 ,祭祀规格由一般奉祀而群祀而享帝王之礼的中祀 ,行祭人员由大臣而亲王而皇帝 ;关庙创建的范围由窄而广 ,数量由少而多 ;关羽成为人神之首 ,凡助战斗、治病除灾、佑科举、诛伐叛逆 ,无所不能 ,具有多方面的神格 ,其崇拜和信仰者极为广泛。     

论“五四”时期的教育无宗旨现象

1919年"五四"前后,由于欧风美雨的浸渐以及北洋政府忙于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斗而疏于对教育的控制,形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管理史上特有的教育宗旨断裂现象,从而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开辟了另一条分权化和民主化的道路。虽然因其与中央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及其文化传统相悖逆,因而在20世纪中国教育方针①的百年长河中不免如昙花一现,但是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从“二元经济论”看“新秩序”时期的印尼经济

劳动力剩余型二元经济结构乃是"新秩序"时期印尼的基本经济特征。苏哈托政府在进行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造及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存在资金短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不足和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从"二元经济"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新秩序"时期印尼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其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具有启示意义。     

论明清时期副词“白”的进一步虚化

明清时期副词＂白＂的用法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白1＂,表示＂徒然无效地＂、＂不付代价、无偿地＂,位于动词短语肯定式前,否定动作行为的＂有效性＂或＂有偿性＂,兼具预设否定功能和情态化表述功能。第二类是＂白2＂,由＂白1＂的语义虚化而来。修饰动词短语否定式时,表达抱怨、不满、失望等消极情绪,可译为＂总、就是、偏偏;＂修饰动词短语肯定式时,既能表＂只不过、仅仅＂等限制义,也能传达说话者轻松随意的语气,表＂随便、稍微＂等。此时的＂白2＂意义更加虚化,否定意义丢失,其功能向单一的情态化表述转变。     

论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的共同因素

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是民族发展规律决定的。由于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在中国成为一个历史趋势。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其意义会日益充分地表现出来。     

论“三年之丧”在汉晋时期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汉晋之间曾发生过较大变化。在汉代,由于统治者需要,“三年之丧”发展成为“以日易月”。到了两晋时期,服丧形式又从“以日易月”发展成为“諒誾终制,心丧三年”。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     

唐宋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

传统的中国士人一向以“清高”自命，他们热衷于仕途，而不屑于商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士人经商者代有所见。本文以唐宋时期整个社会变革为背景，全面考察了此时期的“士人经商”现象。分析了唐前期“士人经商”稀缺的原因及唐宋之际“士人经商”的两个变化趋势，并对此时期士人经商的原因及最终归宿作了论述。     

要历史地看待五四时期“兼容并包”的口号

这些年来,在某些高校或学术团体中,常常以五四时期“兼容并包”的口号相标榜,或为营造科学文化发展所要求的学术自由的氛围,间或也为某种错误观点、错误思潮的出现作辩解。诚然,兼容并包作为学术自由的一种主张,在近代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进步的作用,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要重复过去这样的口号？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历史地、辩证地认识这个主张？这确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论善变“鬼才“徐訏的小说——兼比较香港时期与大陆时期的创作异同

徐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鬼才“作家,在香港影响尤大.其创作风格特异,富于变化,抵港后创作与大陆时期发生明显改变,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悲情与理想经纬交织,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文章分析并比较了徐言于不同时期的创作差异,并揭示了产生这种差异的诸种原因.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及其反思

唯意志论倾向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大跃进运动的哲学依据;大跃进时期唯意志论倾向体现为当时人们对主体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大肆喧染;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形成有四方面的根据：即大破条件论,把虚拟条件当作真实条件,以制度优越论代替条件论,误用类比推理。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的特点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诉诸群众运动,轻视科学和权威。大跃进时期的唯意志论倾向导致的灾难给了我们以下启示：一是应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二是正确理解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关系。     

浅议秦汉时期的“笞杀”

在秦汉法律文献中,“笞杀”是致人死亡的一种方式,非刑名、肉刑。秦汉统治者通过法律对吏民的“笞杀”行为加以约束,体现出统治者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     

先秦时期“和”的音乐美学观

音乐的美学观是音乐审美的一个哲学观点论题,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论述,并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观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音乐美学观对后来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众多的音乐美学观中,其核心是对"和"的论述.其中涉及方面有政治、宗教、自然、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道德、修身养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