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战国秦汉时期西南筰人迁徙

战国秦汉时期筰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大,秦汉时期在雅砻江流域聚居有:大筰、筰秦、定筰。近年来盐源老龙头墓地的发掘,揭开了研究在战国秦汉时期筰人活动的序幕。古筰人也是文献中记载的牦牛,他们从先秦时期古筰人的甘青河湟地区西从阿尼玛卿山与唐古拉山之间的三江上游,进入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以及澜沧江流域。或东向自阿尼玛卿山东侧,入岷江上游:经迭部-松潘-茂汶-理县,或经迭部-松潘西向经红原、黑水汇聚马尔康入大渡河上游,沿大渡河南下。他们在广阔的川西高原河谷地带不断地南迁,最终在雅砻江中下游形成筰人中心区域。     

民族与民族国家发展的“中国路径”

像中华民族这样,在一个主体民族的周边和内部共存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一个长期共存且因经济的发展而关系愈益密切、存续数千年的“多民族统一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甚至独一无二的现象.之所以能够如此,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生存环境和交往环境,实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农耕民族向四方的扩展,还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区域的侵犯,都是一个自然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的经济需求和民族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去认识这一过程,将其视作古代民族交流和民族聚合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宜突出道德评价的色彩.     

再论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主要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各少数民族纷纷从边疆向中原内迁,二是汉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四方辐射,掀起了北方人民南迁的高潮。这样的民族大迁徙和大流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而且引起了各民族的文化变迁,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发生南移,为隋唐的繁荣昌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论秦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宁夏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古就是华夏与戎狄族的交汇区,也是草原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区。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以郡、县制代替了少数民族古国。汉武帝时期,迁贫民于北地、安定郡,又置匈奴属国,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发展。西汉末东汉初,一度分裂,后又归于统一,经济、文化又有所发展。汉安帝时期及其后,羌族侵占安定、北地、上郡,迫使汉王朝两次放弃三郡,经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北匈奴又乘机侵占了宁夏北部。正是在局势动荡中,宁夏地区涌现出了如皇甫规等名将家族。历史事实说明,分裂对边境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云南民族迁徙的社会文化影响

历史上,云南民族迁徙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民族迁徙使民族间有了文化交流的机会;也可能使不同源流的文化在同一区域内发生新的组合,或使同一民族产生不同的支系分化;不同文化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迁徙在一起后,也可能因文化传统习俗不相容而发生冲突,但总的说来,民族迁徙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方面     

论秦汉时期吉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吉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区域，距中原遥远，比较封闭。秦汉直接辖地达到了吉林中部，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或王国，有的直接受到了秦汉文化影响，有的间接受到了秦汉文化的影响，有的还处在落后状态。吉林地区的考古文化也佐证了这些历史发展情况。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对民族格局与人口迁徙的影响

古丝绸之路从兴起、繁荣到走向没落,跨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合作作为首要任务,这不但与"古丝绸之路"的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展现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时代特征。丝绸之路随着人口迁徙而形成的文化迁移与变迁,成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民族格局的重要因素,丝绸之路经济带传承古丝路的文化多样性与融合性,因而通过"文化涵化"现象与"文化内化"现象对其民族关系进行解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人口迁徙受到经贸、自然、区域安全与稳定等多因素的影响。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秦汉大鸿胪官职考略

我国古代掌管朝廷诸侯礼宾及四方部族朝贡事务的主管官员,先秦称大行人,秦时称典客,汉景帝中元六年改称大行令,之后又改称为大鸿胪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末期。大鸿胪秩中二千石,为九卿之一。本文对先秦、秦汉时期大鸿胪官职的渊源及职能演变作一考略。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原因探讨

古代少数民族迁徙的原因在于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生产力的发展、迁出地气候和环境的变迁、战争以及统治者的强迫迁徙政策,是少数民族迁徙的推力因素;统治者采取的怀柔政策、迁入地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和民族认同意识,是少数民族迁徙的拉力因素.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往往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     

秦至西汉时期木葬具的装饰

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葬具装饰经过秦朝的冷落期发展到西汉，虽其装饰手法仍以髹漆绘彩和覆盖织物为主，其制式也多有继承，仍有翰桧和旌铭，但随着灵魂升天思想的现实化，装饰题材逐渐向写实方向发展，漆棺用色逐渐形成内红外黑的定式。秦始皇陵地宫中所用的器具和装饰手法是此阶段的最辉煌一页。     

秦汉政治文明建设

秦汉是我国传统政治文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批判地继承先秦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明。首先,提出了“德法并用”的政治理念,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政治教化,选贤任能,执政为民,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不断创新政治体制,合理设置官僚机构,科学配置官吏,分权制衡,初步建立了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决策、咨询、执行、监督的权力结构,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再次,建立和完善各项政治制度,各行政主体通过集议、谏诤、封驳、判署、察举、考试、考课、巡视、审计、举劾、“杂议”、“连带责任”等形式,对干部人事、司法、财政经济等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初步形成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体现了一定的公开、民主原则,为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总结秦汉政治文明建设的成果和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秦汉园林的特点与意境创造

秦汉园林在中国古代造园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规模宏大、苑中有苑；功能众多、宫苑结合等特点。其高超的“灵台、灵沼”、“海岛仙山”、“摹写名胜”、“田园村舍”等园林意境创造，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舍人试探

舍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起初具有家臣性质。秦和秦汉之际，舍人开始向国家的职官转化，已有了职官的雏形。汉王朝建立之后，国家对舍人的管理走向规范化。一方面加强了对私门舍人的管理；另一方面，在国家职官体系中也开始有了“舍人”这一正式名称，即太子舍人。但作为国家官吏，太子舍人一般不通过察举选任。战国秦汉间舍人身份的演变，反映了这一时期官僚制度逐渐规范化的趋势。     

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秦汉数百年间,西南地区步入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具有鲜明的迁徙特点,他们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推动边疆开发和疆域形成以及稳定当地局势等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