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民国时期贵州的保甲制度与乡村社会秩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对抗共产党在贵州的影响,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从1935年至1949年在贵州乡村强力推行保甲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格局,对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发挥了作用,但由于地方精英的不配合,保甲长素质的低劣,加上制度本身的缺陷,最终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也没有实现对贵州乡村特别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试论陈济棠治粤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

陈济棠治粤时期,是民国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陈济棠在加强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制度的建设。其为"剿匪"、绥靖的需要,尤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保甲制度因而被强力推行。这一时期广东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各地乡村出现过一时的"宁靖"。然而,保甲制度作为一种陈腐的制度和乡村日益民主化的政治诉求是相违背的。它不但未能有效的动员民众,反而造成几种基层制度的矛盾纠葛,实施的效果也难达设计者的初衷。     

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乡村制度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制度性改革对象———保甲制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重新拾起 ,并逐渐在全国推行 ,这就是所谓保甲制的“复兴”。这种“复兴”固然与传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由于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 ,国民党这时推行的保甲可分为“剿共”保甲和“新县制”保甲两种体制 ,它们在推行目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同时 ,它们又同属于保甲制由式微到复兴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保甲与自治的关系由相互对立发展到了相互融通 ,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也在一步步地加强 ,出现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发展趋向     

乾隆前期湖南的职役与地方社会治理

乾隆前期皇帝励精图治重视国家治理,以保甲为核心的地方社会职役得到推行与完善,行使各种职能,在治理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社会职役在落实民生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受到官府重视.保甲的功能已然不是只管治安问题,而是协助官府治理地方.如何把握地方社会职役的权限,成为官府实践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有的地方官府利用乡保协助处理民事诉讼,违反保甲条例,官府及时纠正.有的官员具有"隐私"观念,值得关注.湖南地方社会职役不仅在缉盗、治理私宰方面发挥作用,在治理溺婴、卖休以及自杀轻生方面也引人注目.湖南官府借助保甲等职役的地方社会治理,是清代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实践,湖南民众的 日常生活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背景之下.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从此开始了其在广州7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广州的日伪政权根据侵略战争需要,继承了战前广东地方政府实施已久的保甲制度,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日伪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掠夺的强制性和利己的随意性,这正好突显了日伪殖民统治的特征。     

清代保甲制度探论

清代县以下乡村基层组织经历了由承袭明代的里甲制向保甲制的转变。保甲组织领导人的职务认充、更换及保举、辞退等 ,必须经过不同的审察程序 ,办理各种替换手续 ,方可完成。清代保甲组织职微任重 ,承担着繁杂的维护地方封建统治秩序、维持乡村地方社会治安及催征地方钱粮等行政公务。它大大突破了历代相类组织传统职能 ,是州县官职责的延伸和具体化 ,清廷统治乡村、强化集权的有力工具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民国时期保甲制度在赣鄂皖豫四省的前期推行

20世纪2 0年代末30年代初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主要地区,国民党蒋介石在这些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也最早。由于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各省政府的积极努力推行,几年实行的结果,赣鄂豫皖四省的保甲已具规模。由于保甲制度起到了有效控制基层民众、配合反共“剿共”的作用,国民党蒋介石认为成效显著,要求全国各省市仿行,并且保甲制度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基层政权制度。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晚清时期 ,地方政制变革已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制变革仍承其演进趋向 ,以地方自治和警察新制为方向。然而 ,至 2 0世纪 30年代 ,传统保甲制却复活于地方自治的制度框架内。但保甲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旧制的“复本” ,而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 ,更多地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乡村精英的软弱,乡、村、组几级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及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当地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力图以新的眼光分析历史上宗族势力、乡绅阶层和保甲制度在维系中国历史上乡村自治上曾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利用历史资源中某些积极因素,兴利除弊,用以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完善当前乡村自治的路径应该包括：限制和削弱乡村宗族势力、保护和发挥乡村精英阶层的作用、政府善治并逐步还权于社会,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     

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丁有役,田有租,地亩和人户既是赋役征派的根据,又是里甲组织本身存在的基础。由于人丁编审与丁银征收的弊端日益严重,不仅统治者的赋税收入增加无几,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因此,清政府推行了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这就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     

清代前中期船户保甲管理研究——以江西为例

雍正年间,清廷以陆路保甲制度为基础,吸收了清初差务船只管理的部分内容,在内陆省份设置水上保甲制度,其基本原则为船只编号、发给印票、互相保结,并将船户和渔户分别管理。这一制度在乾隆年间得到广泛推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水上交通日益繁荣,跨省区的经贸往来逐渐频繁,内陆船只的巨大流动性与连船编甲之间的矛盾逐渐体现。江西地方官员因地制宜,不断调整船户保甲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依靠船行、埠头、塘汛等实现对船户的共同管理。嘉庆时期开始,江西地方继续实践船户保甲制度的基本内容,同时大力引入河保、巡河委员进行治安管理,但官方文件中已逐步减少对建设船户保甲体系的强调,民间力量自我管理和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失效,为之后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     

从清代保甲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滋长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甚密。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保甲,在清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它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对举报、纠察、搜拿会党成员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清中后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大量流动,政治腐败的日益加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致使保甲制不断破坏、瓦解,而无以担当对会党的控制功能。     

我国古代乡土权威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的一致观点是自治,这一点是客观事实,但公权力同时也在通过其代表对基层社会进行间接统治。而公权力的代表就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乡土权威,他们以不同角色和不同模式发挥着对基层社会进行治理的功能。通过对乡官和老人这两类我国古代最典型的乡土权威进行考察,对乡土权威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功能进行分析,揭示出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与博弈的社会治理机制,即公权力对乡村的有效统治和民间权威对乡村的有限自治。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