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愚鼓词》中的哲学思想。

<正> (一) 在王船山的大量诗词中,有八卷冠以“夕堂戏墨”的名称。卷八《愚鼓词》在夕堂戏墨中又是饶有风趣的一种。它似“戏”非“戏”,似智若愚;拍板摇槌,好似“逍遥自在”,却又心事重重,寄意玄远,蕴含哲理。对此,清儒及现代学者已经注意,并有所评论。这些评论,归纳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意见:《愚鼓词》是养生家之言。罗正钧在清光绪戊子(1888)年写的《船山师友记·刘孝廉培泰》中说:《编年稿》     

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因缘考

在盘索哩诸多起源论中,“中国讲唱起源说”曾一度遭学界质疑,中国讲唱文学作为“他影响源”的可能性,也只能在承认本土“巫习起源说”的既定框架内小心求证,这种定于一尊的研究模式使中国讲唱文学被囫囵围观,而作为其“细部”的鼓词以及鼓词与盘索哩的关系却被遮藏了.构成这种遮蔽的成因是复杂而动荡的,但民间口头文化记载匮乏这一现象无疑加剧了研究的难度.本研究拟从盘索哩的起源论切入,以明末遗民东浮朝鲜这一史实为中心,从根源上发掘韩国盘索哩与中国鼓词的隐性因缘,为盘索哩研究辟一新叶.     

《东郭外传》鼓词的作者问题

解放前上海世界书局排印的《聊斋全集》收有鼓词七种。《聊斋全集》的材料的提供人路大荒先生,在解放后对这七种鼓词的作者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一文中,他认为《问天词》、《东郭外传》和《孔夫子鼓儿词》三种,“作者的姓氏或流传有自,或见于记载和志书,班班可考,不容任意拉扯,更不应硬说是蒲氏的作品;另外《逃学传》等四种,“不见于碑阴著作表,行述行略,更没有说到有鼓词一类的著作”,把它们加于蒲松龄的名下,是值得怀疑的。关于《东郭外传》的作者问题,路先生列举了两种说法:一是清乾隆时人曾衍     

清代子弟书与鼓词关系考

子弟书是清代中期,北京八旗子弟在富贵闲暇之余创作的一种曲艺艺术.八旗子弟采用了鼓词的形式,剔除了其中的说白部分,参考了昆曲、高腔的音乐形式,创作出只唱不说的子弟书.从雍乾时期到光绪年间,子弟书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八旗子弟之间非常流行.到了清代后期,子弟书因为难学难唱渐渐消失了,而它的语言却被鼓词的另一个分支--大鼓书吸收,很多经典唱段到现在还在舞台上流行.     

《愚鼓词》注释 (一)

<正> 例言一、《愚鼓词》系王船山先生词集之一,内分《前愚鼓乐》和《后愚鼓乐》两部分。《前愚鼓乐》为鹧鸪天词十首,《后愚鼓乐》为渔家傲词十六首,最后并附有和青原药地大师《十二时歌》一首。它是用道家乐歌形式阐述内丹丹法,借以抒怀之作。金陵刻本卷首题“夕堂戏墨卷八”。《船山遗书》金陵刻本和太平洋书局排印本及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均列入“子类”。中华书局《王船山先生诗文集》作为附录列在末     

《愚鼓词》注释(续完)余论

<正> 船山一生力辟佛老,使六经别开生面,为什么于佛有《相宗络索》,于道有《愚鼓词》、《十二时歌》之作呢?他传正统,继绝学,孝以批佛,忠以辟道,为什么于佛又谈禅,于道又炼丹呢?据《姜斋文集·行状》所载,明著名高僧德清憨三曾与船山之父及船山之师伍定相辩论过“率性之旨”,“清为挫屈”。夫之少年时曾听其舅父谭惺欹说过此事,并问其父,其父微笑不答。这件事的详情不得而知,但船山之父及其师是儒     

矛盾是可以“一分为三”的——对陈祖豪同志的答辩

<正> 拜读陈祖豪同志的文章《矛盾“一分为三”吗?——与坚毅同志商榷》(《学术论坛》1990年第1期,以下简称陈文)之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可以通过答辩,求教于祖豪同志和学术界同仁了。(一)被商榷者的总体观点究竟是什么? 要求商榷者了解被商榷者的总体观点,是合理的必需的。在许多拙文中,我都反复重申的总体观点是:承认“一分为二”,但不把“一分为二”绝对化,因此提出“一分为三”对它进行补充,当然也不想把“一分为三”绝对化,因此还承认“一分为多”,由于“三”是“多”     

再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答朱建同志

《学术月刊》1961年第四期刊载了朱建同志撰写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朱文”),对景甦同志与我合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一书(以下简称《性质》)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朱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开始出现是在廿世纪初年”,作者认为1901年建立的通海垦牧公司、1907年建立的金坛茅麓明农公司以及1921年至1936年间在苏南建立的七十多处农场,才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如果以此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那种庄园式的生产关系比较起来,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的”。看来,“朱文”的结论部分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性质》一书所确定的结论,并不是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只是“开始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距发展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一段距离”,而是把它说成有如1901至1936年间在我国出现的那种现代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思。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朱建同志所持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同样认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是有别于现代型农场企业的。因此,凡“朱文”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部分,本文将不作答复。在此,我们想着重讨论的问题只是:(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是否“还非常疏远”?(二)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是否还是“十足的封建地主”和“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不妥之处,请朱建同志和读者指正。     

关于西周社会形态討論中的几个問題——与杨宽、束世澂两同志商榷

最近讀了《学术月刊》一九六○年第九期楊宽和束世澂两位同志討論西周社会形态問題的文章,我觉得有几个个別問題和我的理解有所不同,想在此提出来和两位同志商榷一下。 (一)“人鬲”、“訊”和“臣”是否即是奴隶? 楊寬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首先根据他的看法肯定了西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他所以有这看法的根据,是西周时代奴隶数量相当大。奴隶数量大了,是否就可构成奴隶占有制社会,已是个还可商榷的問题,这且不说它。楊同志所认为数量相当大的奴隶,照     

对货币流通规律三点商榷的答覆

《学术月刊》1989年12期发表了彭延光同志的《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新解》一文(以下简称“彭文”),与李柱锡同志和我进行商榷。这里只答复彭文对我发表在1988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的《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的错误表述亟应纠正》一文提出的三点商榷。现分别答复如下: 第一,我在那篇论文中曾说:流通公式中“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译文的“待实现”三字不够确切,但这是“译文纠纷不必多所考虑”。彭文认为我“没有深究它的原意”,并指出其正确的翻译,“应当译为必须实现、应该实现或能够实现等”。依我看,彭文的这些译文并不比“待实现”更为理想。因为流通中的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围”是计量单位

《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柳宗元《行路难(之二)》“万围千寻妨道路”下注:“‘围’,绕。”(见下册第五十一页) 我认为这里的注释值得商榷。“绕”即包围、围困之意,但是联系上下文,全然体味不出“围”字有此意思。柳诗的命意在“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它是通过“工命采斫代与椽”,“躏跞”“群材”这组镜头突现的。杙、椽不过是小木桩和小木料而已,但“工命”一下,“虞衡”(山林之官)即倾巢而出,     

谈谈我对阿Q性格的一些理解——答复王若麟、陈育德两同志

《学术月刊》一九五九年二月号“关于阿Q‘革命性’问题及其他”一文!批评了我的“典型——阶级性与个性之辩证统一”一文中有关阿Q性格的部分。我觉得,它对我是有好处的,它促使我进一步思考有关阿Q性格的一些问题,但也有一些意见,因此写这篇文章,与王若麟、陈育德二同志商榷。首先是,王、陈二位同志歪曲了我的原文,我不得不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     

关于“绝对成本控制法”的几点答辩

《江汉论坛》1985年第3期刊登了肖作树、方善鹏二同志的《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以下简称《商榷》)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响。我认为,二同志从理论上探讨“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倚称“绝控法”)是值得欢迎的。兹就《商榷》所提出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商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绝控法的实质并不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互相转化,而是产品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这说明肖、方二同志并没有弄明白C、V转化的原理与劳动价值理论的区别。两者讨论的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把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消耗转化论扯到一起,是《商榷》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     

认识是‘社会活动’吗?

刘星翔同志于八二年六月十九日在《光明日报》上(《新华文摘》同年八月号予以转载)发表了“对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我对文章的论点和论据是同意的,但是又觉得“商榷”一文的结论有进一步推敲的必要。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批判梁漱溟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乡村建设运动”

最近,文化学术界开始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我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拥护者,同时也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参加者;揭露、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和行为,对於像我这样受过梁漱溟毒害的人,具有深刻的严重的教育意义。我曾於一九三四年考入梁漱溟主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毕业后,又在“研究院”指导下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工作,后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下简称“乡建运动”)。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离开山东。这时期,梁漱溟打着“组织乡村、推动社会”的旗帜,曾风行一时地诱惑过一些人。我出身於剥削阶     

浅议报纸的性质

报纸的性质是什么?这是新闻界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尤为活跃,有两点看法,我认为值得商榷;其一、“‘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报纸的主要的决定的本质属性”,或者说,“阶级性是报纸的主要的决定的本质属性”。(其实,“阶级斗争工具”和“阶级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互相代替)。其二、报纸是任何阶级、政党都能利用的,它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传播新闻的工具。第一点看法,我认为不全面,没有分清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的个性和共性,没有分清报纸的性质和职能,因而也就没有把握报纸的真正的本质属性。第二点看法在理论上讲不通,同时也不附合事实。我认为报纸是以刊载和评论新闻为主的社会舆论工具。在阶级社会,它是阶级舆论工具,在无阶级社会,它是一般社会舆论工具。     

应用哲学究竟是什么?

广州的《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报道了姜建强同志的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我即撰写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吗?》一文与其商榷,发表在该刊1990年第1期上。拙文发表后,该刊在1990年第4期刊发了吴忠同志《“应用哲学”是哲学吗?》与我商榷。这两篇文章均在1991午《哲学年鉴》列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3年我才有幸拜读此文。当     

关于“形而上学”涵义的再商榷

何新同志在《学术研究》1982年第3期上发表《再谈形而上学的涵义问题》一文,对我提出的商榷作了答辩,坚持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从来不是反辩证法的同义词”。对此,我觉得还有再商榷的必要。(一)讨论这个问题,应当以事实为根据。黑格尔曾经把“形而上学”当作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这是有事实可查的。我在上次的文章中已经举出事实,加以证明。何新同志对我举出的事实不置一词,不予辩驳,只是重复自己违反事实的观点,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二)为了使是非更加清楚,我想对上次举出的事实作进一步的申述。黑格尔说:“在各层规定中,尤其是在说明的进程中,或者更确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