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与文学创新

<正> 文学传统与文学创新的课题,应置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大系统中来进行宏观的探讨和考察。历史传统是由难以计数的“一个特定时期”所组成的。“一个特定时期”是历史断代的横切面;一切时期则是历史传统的竖切线。社会历史不仅具有物质生产的表征即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生产方式,而且具有精神生产的标志即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社会思潮,不同的社会思潮表示了不同历史时态的精神生产面貌及其传统特性。与社会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总体性生产中的特殊空间。精神生产的发展给一定历史时代留下了精神文明的印记。精神生产的纵向流变相承袭,归根结蒂是导源于物质生产的纵向发展相承袭。但是,如果把两者视为同步同构的关系,就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淖。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两者仍有不平衡现象。因为,我们不能忽略精神生产本身的主体意识作用,即自身的历史传统。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文学误读与文学变异

从一种文学现象的探讨到成为跨文明视野下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部分,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的研究越来越指向跨文明对话和融通的时代命题。从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产生的深层原因,再到其可能产生的建设性的价值和意义,构成我们进行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研究的出发点;而面对误读与变异可能引发的价值失范和文化互信危机,构建多元文化生态,并保持这种文化生态的动态生成性,才是文学误读和文学变异研究的理想出路。     

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

本文着重辨析文学接受与文学欣赏的四大不同点：涵义不同;性质不同;作者与读者的地位不同;与作品（文本）的关系不同。     

把文学的还给文学

早在1992年,刘恪出版《红帆船》时,陈染就在序中说,别看他“平时少言寡语．温温诺诺,吃喝玩乐无一内行,但他理论方面的修养可以说是直冲云霄”,且一旦遇到可辩论的对手．便会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喋喋不休,直到对方举手投降还不罢休。所以陈染君坚信“他若是有一天做起理论来,那可不得了”①。2005年后,已是著名小说家的刘恪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他自己或许都没有料到．蜗居在开封古城老街的旧屋中准备讲义的那一天,终于开始了在理论研究疆域的策马扬鞭。尽管当时备课中将目标框定在小说理论上．只是出于小说家的本能选择,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说家,教书也不能离开本行。     

文学

新时期文学研究如何发展?钱竞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记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一文中(《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综述了几种意见: 一、如何看待文学研究引进,移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方法同题。大体上有四种态度:(1)积极肯定。认为“三论”向文学研究领域移植,出现了方法上的突破和建设性的成果。     

文学视野中的文学人类学

通过回顾文学人类学在20世纪兴起的必然性，剖析了文学人类学的几大理论流派及各 自观点，进一步对文学视野中的文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作了基本概括。     

延安文学并非左翼文学

１９４２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纪元，在此前后的解放区的文学被称为延安文学。而中国的左翼文学应特指上海左翼十年的文学。但在一些论者的文章中，认为延安文学就是中国的左翼文学，尤其是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学是中国左翼文学的极端发展，这是不对的，是对左翼文学的曲解。实际上，延安时期的文学确实对左翼文学有些承传，比如在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等，但对这种关系的确证又不仅仅是左翼文学的发明。抛开苏联、日本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不论，这在中国也是有其…     

文学

一.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研究.对于诗歌理论本身是如何发展的,它有没有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它的审美认识和审美理想是怎样积聚和升华的……这一切没有一位理论家作过较为明确的阐述。陈良运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认为,历览前朝后代的诗歌论著,我们会发现五个复现率很高的审美概念:志、情、形、境、神,它们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五根重要的支柱、发端于“志”,演进于“情”与“形”,完成于“境”,提高于“神”,这或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的美学结构。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区别于西方艺术理论从“模仿”、“再现”到“表现”的发展程序。发端于言“志”,重在表现内心;演进于“情”与“形”,注意了“感性显现”,但虽有“模仿”、“再现”而没有改变     

文学新形态与文学博客群

当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之后,当90年代审美文化日益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因素时,“文化批评”和“消费时代”话语便先后在文学评论界悄然流行开来,学界已就有关问题讨论了一段时间,但至今它们还是两个有纷议的概念,值得深究和澄清。为此,借2005年广东省文学理论研究会和比较文学研究会年会之机,本刊与学会有关组织者便酝酿相关论题展开讨论,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因而有这组笔谈呈献给读者。     

文学氛围中的文学流变

<正>对于文学,人们多是从主客体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主体方面主要是从作者,近年来也兼及到读者,客体方面则基本上是从作品来说明文学的性质特征.这也难怪,文学是由人创造,并且为了人而创造的,这样,从主体来审视文学就顺理成章;而我们谈论文学时,那能够落实为具体对象的是什么呢?是作品,因此从客体研讨文学也事出有据.但是,对于文学不应只从主客体两方面来分别说明,还应从主客体联系着的活动过程来加以界定.活动过程的方式、范围、性质等因素是包含了主客体双方而又超越了其中任何一方的.我们不妨将影响活动的条件和活动体现出的性征称之为氛围.从形成文学的氛围来研讨文学应是更为根本的理论角度.     

法俄文学与文学研究会文学主张的演进

法俄文学与文学研究会文学主张的演进刘平清“文学研究会”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社团之一。文学“为人生”，是它们文学观的核心组成部分。与这一文学观有密切联系的现实主义是它们所提倡的创作方法。这两项内容。构成了后人心目中的“文学研究会”的主体形象。但...     

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

菲律宾华文文学，首先是菲律宾多元文学中的重要一元，同时又与中国文学有着密切联系，中菲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久远。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均在菲律宾持续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侧面探讨中国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关系：（１）从通商贸易、文教传承到文学交流；（２）中国现代文学与菲律宾华文文学；（３）中国古代爱国诗人、诗作与菲律宾。     

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边界

文学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而,自现代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制度场域.并且,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文学制度,就成为界定文学或确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     

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作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中,也有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两种主要的文学现.如何认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在新时代汲取其理论资源,建设当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现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复年青作家的信中,曾提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的重要见解。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这里,鲁迅显然不赞成文学艺术的趋时倾向,反对某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但是,当我们全面地了解鲁迅的著述时,却发现,鲁迅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辩护。他在《趋时和复古》中,反对林语堂讥笑进步文学为“趋时”,反对抬出刘半农作为打击“趋时”的神牌。鲁迅指出,刘半农在青年心目中所以有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复古”,而在于他的“趋时”,他正是一个以“趋时”而出名的人。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毁之为‘趋时’”,后来时代前进了,这谥号也随之消失,而他自己变成干干净净的名人,于     

莫让华文文学等于华人文学

周宁先生"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一文,反对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观念,提出多中心、跨国界,以文学想象为疆域的"文学中华"新设想,我当然是赞成的.我稍早在"华文文学新世界"诸文中也就是如此主张,故同声相应,颇有行空谷而闻足音之感.     

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

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受到理论质疑。定位为人文教育与审美教育的文学教育可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调节、完善消费社会的价值体系,培育消费社会中理想的文化主体。经典文本的人文价值与审美价值久经检验,是文学教育之范本,应该为受教育者认真研读。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

比较文学,在世界上也许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可是在中国,它还是刚刚开始,是一门新起的学科。作为一门新学科,我们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搜集大量的资料,力图勾勒出西方、印度以及日本等地的文学对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二是通过平行比较的方法,将中外文学中相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以图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关系中寻找人类精神现象的异同来。这两方面的工作在我们国内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此也产生一种偏向,即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始终是对国与国之间文学关系的研究。我们都还没有从方法论本身的角度将比较文     

传统文学、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换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曾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主要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照搬西方文学的模式,甚至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完全等同于欧化或曰西化。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尽管西方文学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并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创建中非常活跃的因素,但中国文学的传统思想和形态仍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根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之保持民族持色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说,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并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保持了中国特色的。     

批评在文学之内抑或文学之外

20世纪,随着文学批评自身意识的加强,批评与理论、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逐渐凸显出来,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两大宏观主题。一方面,文学性的蔓延和渗透,使得批评也从艺术的附属者角色中解放出来,并因此而成为文学。另一方面,批评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求其专业化、概念化与系统化,这又使批评用哲学的固定术语和概念范畴对艺术进行分析,以哲学的替代身份履行着对文学的统治,参与了哲学对艺术权利的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