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处”与“日没处”析疑

在日本第二次造隋使呈递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耶”①为其首句,因此引起了中日关系史上一个轩然大波,日方称之为“国书事件”。围绕这个问题众说纷坛,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这样的写法带有藐视中国的意思,因而激怒了炀帝;另一种认为这样的称呼是企图站在对等的立场上来同先进的大国——中国说话,因而引起天朝大国皇帝隋炀帝的不快,多数人同意后者。关于第一种说法笔者也认为毫无道理。当时的日本与大隋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差悬殊,正因为如此日本才派遣隋使向中国学习,移植和输入中国…     

中国唐朝遣日使考

中日两国有长期交往史,在中国唐朝时期这种交往日趋繁密。为了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学习其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从公元630年始到公元894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 日本统治者为向唐朝学习派“遣唐使”,而中国唐朝为直接传播中国古代文明,也主动向日本派出了“遣日使”。     

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研究述评

隋日交往中的“国书”问题研究述评黄尊严隋朝时期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十分频繁。从公元６００年至６１４年的１５年间，日本推古朝（５２９－６２８）先后向隋朝派出了四次遣隋使，隋朝也派出了中国古代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从而揭开了两国友好交往第...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３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日本中日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协办。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率领日方学者与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政治与外交”、“经济与合作”、“文化与交流”等专题，进行深入地讨论。在中日关系处于微妙阶段，又逢美国“九一一”遭受恐怖袭击不久，召开这样的国际关系问题研讨会，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对学术如何更好…     

突破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之探究

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和困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死结”。近年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高层五年不会面的政治僵局，本文探究了中日关系能否以此为契机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     

唐朝时期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早在两千年前,两国人民就刳木为舟,冲破惊涛骇浪,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得到高度发展,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日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自公元六三○年至公元八九四年,二百六十四年间,日本政府共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其中到达中国的有十三次。随着大批日本使臣、留学僧和留学生来华观摩学习,中日之间的文学艺术交流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影响当代日本对华认知的国内因素分析

日本对华认知反映的是一种日本民族群体意识中的中国形象,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的日本“暖春之旅”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起点。在目前中日关系的转型时期,探寻日本对华认知心理变化的影响因素,对理性地理解和解决当今中日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撞船事件”与日本对华战略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令世界瞩目。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机关又突然宣布释放中方船长,使这场中日冲突骤然暂告一段落。但是,此次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外交危机。而且,此次冲突也留下诸多悬疑：是谁导演了此次事件、幕后有哪些力量在角逐、缘何日方骤然从强硬态度逆转、中日关系今后走势如何？分析表明,“撞船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政府处理该事件态度的逆转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必然结果。     

北宋与日本之间的"国书"及国交性质的探讨

日本学者大多否认北宋与日本关系的政治性,认为政治和文化、经济是分离的.其实,宋日关系虽不同于隋唐和元明时期的中日关系,两国之间虽没有正式的使节往来,但两国为建立政府间的联系做了一些试探.由于宋朝只能给予日本朝贡国的地位,而民族自尊心越来越强烈的日本希望与宋朝对等,于是中日之间的册封体制没有建立起来,日本只是通过僧侣向中国送达了暧昧的国书和贡品,两国在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下维持文化和贸易往来.     

古代福建对日交往及其影响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两国就有了友好往来。公元589年，精统一中国，日本与隋朝往来更加频繁。到唐朝，两国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前代，整个唐代日本曾先后派19次遣唐使“。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人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七月，日本派出遣唐使团学问增空海、格逸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等人所乘第一艘船因遇风暴，在海上漂流多日，于八月十五日到达福州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镇），这是福州境内首次接待日本遣唐使船舶。当年十一月三日，在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     

参拜靖国神社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

近些年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 ,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投下阴影。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再一次成为民众关注的重点。历史问题是制约中日关系的“瓶颈”。如何走出历史 ,面向未来 ,是值得研究的。     

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

弘法大师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一位高僧,曾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约二年,回国后开创真言宗,著书立说,为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弘法大师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功绩是卓著的,其影响远不止于佛教领域,对日本的文学、语言、教育、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产业等方面都有贡献。不仅在日本的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中国的《旧唐书》、《新唐书》、《贞元释教录》、     

《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

(杜嗣先墓志)记载了杜嗣先本人的生平活动以及<兔园策府>成书的时间.杜嗣先生前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其著作<兔园策府>撰写于七世纪中叶.<兔园策府>很可能在八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流播,是唐代中日"书籍之路"上一道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     

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人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     

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地干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导致两国国民情感的严重对抗。本文以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为切入点,从催化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强化中日“经热政冷”局面和加深中国对日本“入常”的疑虑三个方面,阐述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坚持从战略全局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与经济领域的热火场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来中日关系不断遭遇冷风。从本质上看,“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同时,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也离不开日本的国内因素影响。“政冷”的发展,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经热”,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更使“政冷”日趋危险。为了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从战略全局来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简论日本遣唐使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到了唐代,双方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逐惭达到了高潮,日本陆续不断地派出遣唐使来中国,吸收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 一、遣唐使出现的历史背景 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从遥远的古代起,东亚大陆和日本之间就有往来。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说明至少在西汉时中国已和日本有交往了。     

与池田大作对话

2003年9月26日、10月5日,“与自然对话——池田大作摄影展”在福建省博物馆举行,此后还在厦门和泉州展出。就这次展览等有关话题,我与《海峡都市报》记者,通过网络,与远在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进行了对话。现将有关和平、中日文化和中日关系的内容辑录于下。     

日本行为的根源:基于帝国动因之探析

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日关系便龃龉不断,而伴随近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展示的强硬姿态,中日关系不断降温.日本的种种行为与举动都暗示着其军事帝国亡魂的复苏,日本行为的帝国动因值得警惕,如若军国亡魂之能量真被无限放大,日本重拾帝国迷思而决心迈向“大日本第二帝国”,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便是中国.即便这一设想有些耸人听闻,但也应未雨绸缪.     

日本新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战后日本的安全战略 ,先是依靠美国力量 ,实行内向型“专守防卫”,冷战结束后 ,转而采取外向型“介入地区战略”。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关联法的制定就标志这一战略的转变。虽然不能由此断定日本必走侵略战争的老路 ,但这必将深刻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特别是日本对“周边事态”范围采取的模糊政策 ,实际上把台湾划入准备介入的范围 ,从而可能导致中日安全领域的激烈冲突。当务之急是中日之间要实现真正和解并建立信任关系 ,这首先需要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也需要双方对中日关系的战略意义作出新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