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其文学主张

自宋人刘克庄以来, 人们都不认为唐庚是苏门人士。深入考察苏门人士的生卒年代、唐庚与苏轼的关系及交往情况, 证明唐庚无疑是北宋后期苏门文学群体的重要一员。唐庚的文学理论观念, 学界鲜有全面深入加以探讨者, 考察发现, 其与以欧阳修、苏轼兄弟为代表的北宋主流思想主张基本一致, 并适当吸收了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部分理论观点, 形成其自成一家的文学理论主张。     

苏轼文人集团对《宣和画谱》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祐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宣和画谱》作为北宋宫廷主持修撰的重要艺术批评资料,虽然因政治因素没有直接收录苏轼等人,其艺术观点却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     

宋夏战争史研究的新视角——《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评介

《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曾瑞龙先生的大作,笔者对此作了评介,认为观察问题视角独特是该书的突出特点。该书从个案分析入手,围绕北宋中后期拓边活魂的内在推动力、北宋对夏外交政策与军事战略的关系、北宋后期拓边战争的政治意蕴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宋夏战争新的思考路径。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执政安全

科学发展观是探索党的执政安全问题的最新理论指南,为党的执政安全提供了新的政治资源,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改善党的执政环境具有现实针对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安全的工作机制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从营兵到队兵——北宋中期禁军编制变革考论

北宋禁军军队编制自前期至中后期经历了由营兵到队兵的转化,本文分析其演变轨迹、原因及造成的影响.以考察禁军军营设置的变化为主线,辅之以了解北宋军制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北宋军事编制变革的必然性.将新旧两种军队编制作一对比,则可以看出新编制是对旧兵制的一种扬弃,有其进步意义,并对中国古代军事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传承创新的三个层面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站在中国共产党加强 自身建设的百年历史视野中分析党的政治建设,可以得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政治建设的基本传统、基本观点、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生成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新定位、新观点、新路径.这不仅对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具有突出贡献,也深刻表明党的政治建设实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的辩证统一.     

评《温公家范》的家庭伦理思想

《温公家范》(以下简称《家范》)为北宋司马光所著.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家庭道德关系的家范,出于著名的政治家之手、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为维护封建礼教而服务是司马光撰写《家范》的宗旨所在.他把封建的政治渗透于封建的伦理之中.从整体上看,本书是司马光宣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思想的一部分,反映了本人一贯主张的忠孝立身、以礼治国的政治观点.全文结构单一,以丰富的史实为论据证明其观点.语言精炼、层次清晰.全书分     

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

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进行研究,以探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思想的逻辑和起点.毛泽东重视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其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属性、形成领导核心的思想影响.具体的内容表现为:重视"党内生活政治化"、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党领导一切"、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重视党的干部的重要作用等.     

两宋时期的秦观诗研究

秦观是北宋文坛上的重要作家,"苏门四学士"之一,诗、词、文俱佳。秦观诗在宋代享有较高声誉,当时学人对其诗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两宋时期研究为后世秦观诗研究奠定了基础,影响了后代对其诗的定位和评价走向。     

略论前后蜀的国情和国运

关于前、后蜀历史,有一个重要而不易解决之问题,即前、后蜀政治无足称道,而其经济、文化却在当时居于全国之先进地位。论者或因其政治腐败,而贬低其历史地位;或因其经济、文化繁荣,而美化其政绩。要之皆失于偏颇。本文将前、后蜀置于唐后期到北宋初约二百年之历史运动中加以考察,具体分析其国情和国运,希望有助于前、后蜀历史研究之深入。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从“乐”的人生观念看苏轼的社会和谐思想

今天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悠久的中国文明传统中一直是志士仁人思考和谈论的热门话题。苏轼处于北宋中期士大夫积极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特殊时代,因此,通过政治改革实现社会和谐,是他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苏轼以人的快乐与满足为人生目标与价值追求的观念,观照其社会和谐思想,发现其中的某些观点与今天所致力的和谐社会建设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北宋中期官僚士大夫的一次群体题跋行为考论

北宋哲宗元祐年间,苏轼、苏辙、苏颂、吕大防、刘挚等十余位朝中高级官员,在相对集中的几年时间内都给一篇名为《李氏述先记》的文章写了跋文,出现了一次高级官员的群体题跋行为。跋文的题写时间,大致集中在元祐二、三年和六、七年两个时段,少数写于元祐八年春,记文作者名不见经传,留下的生平资料很少,挖掘地方志文献对记文的收录,分析记文内容,考索作者履历,可以纠正一些史籍记载的讹误。通过对作者与跋文撰写者社会关系的勾勒,可以看出,北宋“元祐更化”引起的政局变动、科举选官制度相关的同年关系、士大夫在政局变动中不同的政治态度等,与这一群体题跋行为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研究这一课题,有助于深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交往心态和交往方式等相关问题的探讨。     

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蜀学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引进并接受中原儒学以发展文教事业;两宋时期逐渐形成以苏学为代表的地域学术特色而在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适于近代它又吸收新学而获得新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蜀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传统.它以四川自西汉迄今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重点是经学、哲学、史学和文学,而以它们体现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为核心,包括蜀学理论、蜀学史、蜀中学者、蜀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是四川文化中高层次的理论研究.从文化渊源看,蜀学是中国学术的一部分,它与"巴蜀文化"是毫无关系的.     

潇湘之畔的儒家——邢恕与理学

邢恕是北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理学人物,二程弟子,元间贬谪永州。《全宋诗》收录其诗作共10首,其中6首作于永州,此外又有散文1篇,题名7通,也作于永州,部分石刻真迹保留至今。学界有必要理清邢恕与北宋理学师承渊源,以冀补史志之阙云。     

从“乌台诗案”看苏氏兄弟的出版活动

从出版史的角度看 ,“乌台诗案”是以印本书的盛行为文化背景的 ;《钱塘集》的雕印刊行是北宋中期民间出版空前活跃的表现 ,也反映了印刷出版业初步繁荣阶段管理上的失控 ;遭受诗祸的苏轼、苏辙深刻反思了他们的著述与出版活动 ,这是苏辙生前未刊行其集子的重要原因。元年间 ,“痛定思痛”的苏轼、苏辙在外事活动中均遇到了宋朝书籍外流的问题 ,这一现象激发他们对政府的出版管理政策进行认真的思考 ,并提出一些建议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苏轼革新词体的再认识

苏轼在北宋词坛是继柳永以后又一位改革者。然而，就其革新词体而言，即使在当时亦有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出于同门弟子。研究北宋后期卓有影响的词家的创作实际和词学理论，结合词的特质，对后苏轼时期词坛的走势加以审视，可以帮助我们对东坡之革新做出冷静客观的认识与评价。